在2018年，有人问及阿特伍德会如何看待自己被标签为“女权主义者”这一现象，Atwood用一个反问句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是指我是一名来自1972年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和男人上床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性别么？我不是那种女权主义者。” （“Do you mean that I’m a 1972 feminist who felt that women were betraying their gender to have sex with men? I’m not that kind of feminist.”）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了前作《使女的故事》中最令我着迷的一个部分——女主角Offred与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们展示出了浪漫关系的各个维度。Offred主要同三个男性有过纠葛：Luke是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讽刺的是这两个人的爱情脱胎于婚外恋）；Commander Fred在名义上成为她绝对的控制者；Nick是Offred在Gilead的情人，最终还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国家。

Offred和Commander Fred之间的关系最为微妙。Offred成为使女后完全从属于Commander Fred，完全受他控制压迫，但当她看书时面对Commander投来的目光，依然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愉悦，她把这种男性凝视解读为“a curiously sexual act”，并且欣然接受Commander发出的邀请，两个人一同避开妻子，去外面的酒店开房间寻欢作乐。这两个人并不是绝对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Commander Fred甚至会和她聊自己对男欢女爱的真实想法：

I’m not talking about sex, he says. That was part of it, the sex was too easy. Anyone could just buy it. There was nothing to work for, nothing to fight for. We have the stats from that time. You know what they were complaining about the most? Inability to feel. Men were turning off on sex, even.

我不是在谈性，他说。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容易的一部分。谁都买得到性。你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够得到它。我们有那个时候的数据。你知道（Gilead建立之前）大家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吗？我们丢失了感受的能力。男人们甚至对性再也提不起兴趣。

正是通过描绘这样出人意料的对话、这样流动的权力关系，Atwood构建出关于sexuality的不同侧面：性是为了愉悦还是繁殖呢？性活动要不要涉及爱的部分？性要发生在婚姻之内还是之外？《使女的故事》通过Offred这样一个典型当代女性的际遇，分别展现出在一个绝对性自由的社会和一个原教旨主义社会，我们可能怎样去遭遇性的问题。

这种讨论对于Gilead故事是至关重要的，Gilead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出于对一个性自由被滥用的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女的故事》的设定背景，也是在影射1980年美国的社会现实）：在“Historical Notes”部分，前Gilead时代被描绘为一个生育危机的时代，随处可见的避孕措施、梅毒AIDS等等性病的扩散、生化灾难引发的流产畸形。于是，出于对人类繁衍危机的极大恐慌，Gilead建立了，既然完全服务于欢愉的性会产生这么多问题，那就让它专心为繁衍服务吧。性、子宫、繁衍是这个国家的核心议题。

但在The Testaments中，这个核心议题消失了。三位叙述者都在回避sexuality、回避两性关系的问题。阅历最丰富的Aunt Lydia，年轻时经历过一次流产、一次离婚、一些露水情缘。Aunt Lydia出身底层，靠自己奋斗考取法学院，成为受人尊敬的法官，但她承认自己和家族男人打交道的经验使她难以对异性产生信任：

...my experience with men in the family had not encouraged trust. …some pleasure was both given and received, and none of these individuals took their swift dismissal from my life as a personal affront. Why expect more?

Pleasure was both given and received. Why expect more? 这故作轻松的态度多像dating app时代的我们啊。但你不能说Aunt Lydia天真到会完全支持一个杜绝亲密关系、避免两性交往的世界。她明白一个去性化世界的脆弱，她也意识到Gilead的性教育，会让女孩们开始对阳具产生厌恶，她感到困难，要怎么让下一代们既不恐惧性，又不滥用性。另一叙述者Agnes就是此类畸形性教育下的产物，她唯一和性相关的经历是在看牙医时，差一点被性侵。随后，她选择了回避，选择成为一名Aunt，这是一个近乎修女的生活方式。

那么Gilead之外呢？第三位叙述者，生长在加拿大的Nicole也一样天真，她从没和男孩出去约会过；她唯一的性幻想来自于一部法国小说Mitsou，讲述了一个女歌星把男人藏在自己衣柜里的故事，她读完之后觉得“这是一部关于女人过去的生活如何糟糕的小说，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糟”；她后来对一位同伴产生的crush不了了之，和puppy love没什么差别。

联手推翻Gilead的三位女性，都没有触及导致Gilead建立的根源性问题。关于性，及其背后可能隐含的两性之间的power dynamics，她们要么刻意避免，要么全然无视。我们无法想象当Gilead被推翻后，三位叙述者将如何重新看待性、审视女性和男性的关系；这一重建过程在小说叙述中是缺失的。难道是建立一个没有男人的女儿国吗（更不用提如今的性少数群体）？这部小说仿佛掉入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桎梏之中，专注于sisterhood，强调女性联合的力量，但作为一部2019年的小说，这远远不够。如果women’s rights are human’s rights，那human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忽视。男性在The Testaments里是高度缺席的，他们只是这个故事里的替罪羊，这并不符合开头我提到的，Atwood关于女权主义者问题的精彩回答。

当被Gilead当局关在紧闭室时，Aunt Lydia（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她看成Atwood的化身）有过这样的沉思：

One person alone is not a full person. We exist in relation to others. I was one person: I risked becoming no person.

诚然，我们生活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如果说《使女的故事》至少为我们展现了女性被压迫事实下一个更加多元的性关系维度，那么The Testaments则有意的回避了这一问题，这个故事被简化成了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的二元对立。但现实远不止如此简单，事实上，如果性活动双方缺失沟通和考量，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关于两个性别如何感知性与爱，关于这些感知又如何反过来再一次塑造我们的行为，这些讨论才是Gilead故事的深刻所在。《使女的故事》独特就独特在它指出了一个绝对性自由社会背后潜藏的危险，在这个维度上，The Testaments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洞察。这本小说读起来很“过瘾”，美剧式的叙述节奏，全知全能的角色设定，充满希望的光明结局，但对于Atwood来说，我们想要的或许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