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精彩的句子，你從哪裡看到的？」

這是我讀到過有關文學的最精彩的隱喻。只要沒有人在意，文學就只是紙面上的鉛字和「句子」。可設若意識到這是一段帶血的絕叫，那些環繞在鉛字周圍的幽靈便會一齊向你湧來。「從來如此，便對麼？」文學是在提供一種發問的可能。

可若是沒人在意，鉛字就是那道淡淡的血痕。就像《錯亂》這篇小說，把真相牢牢鎖在那幾句直接隱語裡，敘事者神經質的、被害妄想的、顛三倒四的敘述包裹著屠殺的秘密，引號是邀請函，也是厚障壁。

事實就是，我們總是以某種方式，才願意去接受某些故事。就像《少年的你》如何談論霸凌問題，就像《我不是藥神》如何談論特效藥和醫保問題。如果沒有剪輯上的發糖，恐怕marry queer 也沒法傳播性別平權的理念。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現實主義」。現實的龐雜包含了無數種敘事的出口，缺乏了糖衣的包裹，恐怕沒有人願意去凝視真實的深淵。我們只願舒適，底層要遠遠窺見，創傷要在宣洩後遺忘，歷史要「自古以來」地屬於「我們」。文學則帶來「不安」，用讀者能夠接受的濾鏡，搔到痛癢處，我們被引入森林，與幽暗猝然相遇，又在作者的帶領下小心翼翼地繞開那塊叫做「現實」的礁石。

文學安全，恐怕是因為文學天生的被動性。杜琪峰說寫拍我城能怎麼樣呢？拍了也不能怎麼樣。自己恐怕是被高看了。但文學的微妙不就在這及物不及物之間麼？拉美的偉大作者們並不「魔幻」，他們牢牢守著民族歷史的秘密、幽暗與真相，文學是一場換裝，因文學而相遇，有了發問的契機，由此或許能抵達現實的出口。文學等待著它的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