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山东青岛某山村迎来了不同寻常的客人。来自北京的专员到此选拔具有舞蹈资质的孩子，11岁的少年李存信有幸当选。乘坐开往北京的列车，他来到中央五七艺术学校。经过七年的封闭式艰苦训练，他从一个最初并不喜欢芭蕾的后进生成长为优秀的舞者。在此期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身处象牙塔中的艺术工作者们也不难感觉那分毫的变化。1979年，休斯敦芭蕾舞团邀请李存信以交换生的身份前往美国。他踏足这块陌生的土地，内心深深感到旧有的信仰和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的巨大碰撞。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感受到自由、艺术和爱情的召唤，从而决定留在这片土地上……本片荣获2009年圣保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經濟學人》&《金融時報》2021年度最佳圖書★
　　政略作家、跨界思考者 范疇 專文導讀
　　孔傑榮、芭芭拉．德米克、博明 重磅推薦

　　他們曾攜手登上權力與財富頂峰，直到其中一人「被消失」……
　　
　　◤這是一本絕無僅有又極具時代意義的回憶錄，
　　講述一對中國企業家夫婦如何藉由結交權貴，將資產累積至數十億美元，又為何妻子會突然失蹤，並揭露中國紅色權貴家族與中國富豪共同攫取鉅額財富的內幕真相。◢

　　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沈棟身為律師的祖父有機會離開中國，但他選擇留下。不久，共產黨關掉他的律師事務所，查封他的房子。共產黨將他的家庭列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右派分子）之一，這代表他們永遠無法進入好學校、找到好工作。這意味著，沈棟也被迫要在歧視和貧困中長大。生在這樣不光彩的貧窮人家，沈棟倒有一個優勢，那就是「野心」。回顧這段歷程，沈棟的人生與中國蛻變為超級強權的過程，竟是如此相似。

　　沈棟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後，為了成就一番事業，以及抱持著建設祖國之理想，選擇回到中國經商。後來，他結識了聰慧過人、有強大事業心的段偉紅──一位在父權社會中，敢衝敢做的女企業家。同樣出身清貧、擁有相同目標的兩人隨後憑藉頑強毅力和傑出的商業手腕，成功與中共前總理溫家寶的夫人張培莉結為商業夥伴，使他們晉升為現代中國的富豪階級。他們不僅重新形塑北京的城市風貌，也在北京機場蓋了一座超大型的航空貨運物流中心。

　　▌在中國，權力是一切，錢算個老幾！

　　擠身中國年輕富豪之列的沈棟與段偉紅，也因此得以進入中共高層的社交圈子，近距離地目睹共產黨紅色家族不為人知的豪奢生活，和高官之間腥風血雨的內部鬥爭手段。

　　然而在2017年9月5日，當沈棟與兒子一起居住在海外時，他得知前妻段偉紅與三名同事突然人間蒸發。他們「被消失」了，留給沈棟和兒子的只有石沉大海般的寂靜，沒有答案。可是就在此書出版前夕，失蹤四年的段偉紅，突然來電了……

　　在沈棟決定提筆寫這本書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將與中共正式展開一場如「俄羅斯輪盤」的生死決鬥，而且也發覺自己已被中共當局盯上──他已立下遺囑，確保所有事務都安排妥當。

　　在此書中，沈棟揭發中國政權腐敗內幕，向讀者證實中國企業家們有多依賴「人脈」，以及檯面下進行的「關係」角力。

　　這本書，既是沈棟的故事，也是段偉紅的故事，儘管她無法親身講述。
　　「我就像是聖經故事裡的大衛迎戰巨人歌利亞，儘管中共政權是一個比歌利亞強大一百萬倍的龐然巨物。」──沈棟

各界推薦

　　專文導讀──
　　范疇｜知名政略作家、跨界思考者

　　重磅推薦──
　　博明｜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
　　孔傑榮｜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前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美國著名中國及東亞法律專家
　　張大衛｜網路新聞周刊《連線中國》創辦人
　　大衛．雷尼｜《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
　　比爾．布勞德｜暢銷書《紅色通緝令》作者
　　芭芭拉．德米克｜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作者，《洛杉磯時報》前北京分社社長

　　「這是一本想了解中國現狀的人『必讀』之書。本書讓讀者們對於中國政壇的腐敗，以及北京政治圈有更深刻的認識。」──孔傑榮（Jeromy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前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美國著名中國及東亞法律專家

　　「沈棟的這本書，讓我們有機會窺探被縱容的中國權貴，是如何利用與政治局成員的關係，將其資產累積至數十億美元。這是一個由拉菲酒莊、勞斯萊斯和價值一億美元的遊艇所組成的世界，在這裡，友誼完全是由一場場交易所換來的。雖然這本書相當富有閱讀樂趣，記載許多軼事，卻也令人感到無比辛酸。讀完本書，我想讀者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催生的億萬富翁兩者間的權力運作關係，將會擁有更豐富且深刻的洞見。」—─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作者，《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前北京分社社長

　　「本書是那些密切關注中國的人們一直引頸期盼的著作：一部深刻的個人史詩，揭示中國在後鄧小平時代的理想主義、狂喜忘形和貪得無厭……當今中國領導層內部簡直就是這樣。如果此書能連帶地催生出一種新的中國個人史流派─—我希望這會成真─—那麼它將是該類別中永存的經典。沈棟寫了一本引人入勝、動人心弦，卻將自己置入危險境地的書。」—─博明（Matt Pottinger），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

　　「中共黨機器的擔心是對的。其近期的重大醜聞，將在此書中被重新審視。本書詳細描述建立在祕密和恐懼之上的中國權貴圈，其中家族關係是建立信任紐帶的穩固基礎之一。」──大衛．雷尼（David Rennie），《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北京分社社長

　　「文字渲染力強，足以令中國當局不安。想必中共對這本書的問世，將感到非常不滿。沈棟揭開中國所謂經濟奇蹟背後的帷幕，讓讀者窺見政府領導層級的腐敗、利益衝突和貪婪。在現代中國，很少有人敢於抵抗中共對異議的打壓，並誠實地親身講述政府機構內部真正發生的事情。沈棟讓我們有機會親眼見識到中共高層政治的醜陋黑幕。」—─比爾．布勞德（Bill Browder），暢銷書《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作者

　　 「內容扣人心弦、聳人聽聞、情節豐富且刻畫入微，使我對中國這個國家的認知，產生很大的改變。」──張大衛（David Barboza），網路新聞周刊《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創辦人

　　「這是一本中共不希望問世的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在沈棟決定提筆寫這本書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與中共正式展開一場『決鬥』，也發覺到自己現在已被中共當局盯上──他已立下遺囑，確保所有事務都安排妥當。他說：『我就像是聖經故事裡的大衛迎戰巨人歌利亞，儘管中共政權是一個比歌利亞強大一百萬倍的龐然巨物。』」 ──《周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這本回憶錄，指出中國政府如何管控商業秩序，以及當商人越界時會遭遇到什麼事，也揭露了政府官僚如何模糊規則，讓鎮壓的威脅始終存在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藉由生動的文字描寫，提供讀者一窺中國掌權者的奢華生活樣貌之機會。」──《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本書披露許多不為人知的幕後故事。本書透過出版以供全世界得知北京內部運作的細節，顯然嚇壞中共當局最高領導人。沈棟對於世界上最神祕莫測的大國，作了一番獨特、可讀性極強的內幕描述。」──《旁觀者》（The Spectator）

　　「本書儼然已成為一本有關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級如何腐敗的必讀之作。而沈棟的前妻段偉紅先前在北京被強行拘留，就此人間蒸發四年之後，突然在上周再度現身，使得本書在社會上重新引起軒然大波。」──美國網路媒體《政治報》（POLITICO）旗下的「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專欄

　　 「本書正迅速成為觀察中國菁英政治的專家學者們必讀之作，書中生動地描繪中國政商菁英的奢華生活樣貌。沈棟運用他對事件細節的精準陳述力，提供讀者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得以一覽中國政商權貴圈關係網絡。」──《外交家》（The Diplomat）

　　「這位新人作家的初亮相，真是驚心動魄。在精彩的敘述中，充斥無可避免的悲劇氣氛。沈棟嚴厲地控訴『一個高喊共產黨口號，且官僚們在經濟衰退下，只顧圖利自肥的政治制度』，內容著實引人入勝。對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感興趣的人，將會被此書深深吸引。」──《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深思熟慮、緩慢構建、又充滿懸疑的敘事中，可以看到沈棟對權力和貪婪運作機制的獨到見解。當代中國事務始終神祕又晦暗複雜，而該領域的觀察家們，將會在這本書中讀到很多饒富興味的情節，並深入瞭解這個如賭盤運轉般的新中國。」──《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沈棟對於中國動盪的經濟發展提供自身經驗敘述，這不僅將引起中國政商研究學者的重視，更值得廣大讀者一探究竟。」──《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沈棟

　　出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是一位連續創業家和 CNWireless Consulting前執行長。身為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他和前妻段偉紅在北京興建了奢華的寶格麗酒店，與中國最大航空貨運物流設施──北京國際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他擁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財務和會計學士學位，及西北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EMBA學位。他也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名譽受託人、前北京政協委員，並曾榮獲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亨利．克朗學人獎（Henry Crown Fellowship）。

譯者簡介

Zhou Jian

　　生於中國，留學美國，與本書作者在相同的地域，有著相似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經歷。儘管機遇有異，但對中國社會體制有著相同的認知。藉著理工的博士論文寫作歷練和文革時博覽禁書的文學記憶，在涉獵中英文科技文獻互譯的基礎上，多次翻譯英文傳記作品。希望這次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真實體現英文原著的精彩敘事。以化名的譯稿，表達對原著作者勇氣的讚許，用實際貢獻來支持本書所啟迪的事業。

《EVE Online》由冰岛CCP公司开发，以宏大的太空为背景，高度融合硬科幻元素，给玩家展现了一个自由的虚拟宇宙世界。玩家驾驶各式船舰在超过五千个行星系中穿梭，在游戏的宇宙中能进行各式的活动，包括采矿、制造 、贸易与战斗，玩家可从事的活动类型随着技能而递增，即使玩家没有登入游戏中，游戏中技能的训练随时都进行着。《EVE Online》揽获包括GDC在内的世界游戏大奖，更在欧美最著名游戏网站MMORPG.com的榜单排名中击败众多知名网游，成为2011年度世界最佳游戏。游戏最新版本《EVE:壁垒 》已于2016年5月25日与玩家见面。

「偉大的祖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
你們是生活在最幸福的時代、最幸福的國家當中。」
明明身處在地獄最底層，為什麼還會相信那是幸福的天國？
＊
文革時的中國才經歷過極權主義式的洗腦，
如今，嚮往毛澤東絕對權威的習近平又讓謊言與幻想死灰復燃！
＊
從文革經驗、中日關係、六四後的政治停滯，
談到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中美角力，以及吞併台灣的野心
前駐北京記者「矢板明夫」╳中日外交政治專家「石平」
戳破中國的幸福假象，告訴你極權中國的真實樣貌

　　身為日本在華遺孤第二代的矢板明夫，與青年時期赴日求學而歸化日本的作家石平，兩人都在中國度過了少年時期，這段時間恰好與毛澤東晚年推行的文化大革命大致重疊。這段「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是如何影響矢板明夫與石平人生最重要的時期呢？

　　明明是一個地獄般的國家，中共究竟是如何鋪天蓋地進行大規模洗腦，以至於人民相信自己身處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文革過後四十餘年，企圖「復興中華」的習近平嚮往毛澤東式的極權統治，對內打壓異己、對外進行外宣粉飾，他會成功嗎？

　　█文革十年是中國最黑暗的十年，兩人如何看待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往？
　　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十年間，有數以億計的人民遭到政治迫害，高達數千萬人被殺或被迫自殺，傳統文化也遭到破壞，經濟瀕臨崩潰，人民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對實際生長在黑暗時代的矢板明夫與石平而言，當時絕對不是什麼黑暗時代，相反地，是一個充滿光明與幸福的時代。

　　為什麼會有如此扭曲的想像呢？在外部世界的資訊完全被隔斷的情況下，從學校老師到廣播電台解說員，每天都這樣教導：「偉大的祖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你們是生活在最幸福的時代、最幸福的國家當中。」於是不知不覺間，這種世界觀就在人民心裡扎下了根，變成確信不移的真理。

　　從這點來看，極權主義進行的洗腦工作有多恐怖，可謂不言而喻。一旦人們相信了這種幻想，那麼謊言與幻想的世界，最後就會變成賴以生存的「真實」。因此，兩位作者透過自身的中國經驗，揭露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真實樣貌；從而促使眾人反省，不致陷入極權主義各種宣傳的陷阱中。

　　█習近平為何嚮往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他會將中國帶往何處？
　　文革之後，歷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是高居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然而，除了一部分特權階級以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無法享受幸福。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制使然，更何況當今掌權的習近平意欲返回毛澤東極權主義的老路。他先是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並以各種反貪腐之名剷除異己、拔擢自己人馬以集中權力；再利用網路「五毛黨」打擊反對意見、試圖製造自己民意所歸的假象。

　　而這種製造輿論假裝順應民意的作為，實則是以極權恐嚇民意。在作者的形容之中，恰恰是百年前的袁世凱翻版！那麼，習近平有可能成功嗎？畢竟一黨獨裁是沒有任何規則可言的——最高權力者自己就是法律、就是憲法；他可以無限擴大自己的權限，然後漸漸集中權力於己身。

　　但是石平認為，在這種強制抹殺民意、讓反對聲音無法浮現的手段之下，也難保會有民意反噬的一天，而習近平終將陷入自己的魔障。

　　█習近平如何處理美中衝突，「復興中華」的極致手段又是什麼？
　　習近平如今碰到的棘手問題，正是與美國總統川普的交手屢屢受挫。川普剛上台的二○一七年一月前後，就對習近平擺出一副徹底對峙的架勢，甚至還打電話給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至於習近平曾經試圖以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來扭轉中美關係，偏偏北韓這個小老弟不給中國面子，金正恩的不受控使得習近平錯失北韓問題主導權，這是習近平在外交上的最大失敗。

　　至於習近平「復興中華」的終極目標，便是收復失土——台灣。他利用解放軍在台灣海域展現軍事力量，透過出動潛艦與飛機，對台灣施以武力壓迫；同時還採用了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混合戰」方式，也就是利用特殊部隊以非軍事手段，深入台灣境內進行情報戰，製造騷動混亂，再伺機出動解放軍以「恢復秩序」。

　　作者認為，儘管習近平以為國際社會的關切只有三分鐘熱度，故可放手一搏。但是台灣人民親中的比例遠不比克里米亞人民親俄的比例，二者無法混為一談。那麼，習近平併吞台灣的野心有可能成真嗎？他的下一步是否會劍指沖繩？

　　█以自身真實的中國經驗警告日本乃至全球，中國脆弱不堪的真相！
　　《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在形式上是《產經新聞》前北京特派員矢板明夫（現為台北支局長）與中日外交專家石平的「中國觀察」對談集。兩人都擁有橫跨中日兩國的成長與求學經驗，也因為身負媒體記者、政治評論家的職責，使得他們鍛練出對中國政治敏銳的觀察分析能力。

　　兩人從共同經歷的文革談起，細數八○年代中日關係的轉變、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天安門事件造成的政治停滯，談到接替胡溫後上台的習近平如何嚮往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野心，以及有何敗露的跡象。本書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向讀者傳達真實中國並非大外宣所宣傳的那樣輝煌美好，利用威權塑造出來的幸福國度，不過只是共產黨故技重施的洗腦套路。而這種極權統治不只日本該謹慎面對，全世界也應加以防範。

作者簡介

矢板明夫（やいた あきお）

　　1972年出生在中國天津市，為日本在華遺孤第二代。十五歲時（1987年）舉家返回日本。1997年自慶應大學文學系畢業，進入松下政經塾深造（第十八期生），研究主題為亞洲外交。之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特別研究員、南開大學兼任講師。200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博士學業後，進入產經新聞社；2007年擔任中國總局（北京）特派員。2016年秋天擔任《產經新聞》外信部編輯委員，2017年4月起轉任外信部次長，2020年春天轉任台北支局長。

　　著有《人民解放軍的真相：中共200萬私軍的威脅、腐敗與野心》（八旗文化）、《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等書。

石平（せき へい）

　　1962年出生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1980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後，便醉心於中國民主化運動。1984年自北京大學畢業，歷任四川大學講師等職，於1988年前往日本。1995年獲得神戶大學研究所文化學研究科博士，2002年投身寫作，2007年歸化日本國籍，2009年執筆《產經新聞》專欄「石平的China Watch」，2014年以《為什麼離開中國、歸化日本是如此輕易的事》（なぜ中国から離れると日本はうまくいくのか）獲得第二十三屆山本七平獎。

　　石平為日本知名作家、評論家，以「中日外交政治專家」身分活躍於媒體，對中國諸多批判。2008年曾經訪問台灣，於9月26日拜見李登輝，對台灣民主表示讚賞。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以上均為八旗出版）、《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等書。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politicians from President Bill Clinton to tech gurus including Google’s Eric Schmidt proclaimed that the internet could not be censored by any government, including China. As recently as 2013, Tim Berners-Lee, often credited as the inventor of the World Wide Web, declared that “piece by piece, website by website, China’s ‘great firewall’ would meet the same fate as the Berlin Wall.” Yet these predictions have been proved wrong. In
, award-winning journalist Kai Strittmatter reveals how the internet and high tech have transformed the power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s, allowing them to create the most horrifying surveillance state in history.
Advances in technology—facial recognition, GPS tracking, supercomputer databases, mobile phones, high-resolution security cameras—make it nearly impossible for a Chinese citizen to hide anything from authorities. Text messages and emails are instantly stripped of “problematic” words. The year 1989—when the world witnessed the student protests and tragic massacre at Tiananmen Square—has been banished from search results. Cameras scan for “appropriate” facial expressions as they track individuals’ movements. Each citizen is given a score for good behavior. Those who lose points can be banned from traveling, have their internet speed reduced, or even have their toilet paper limited.
All of this has happened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complicity of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corporations eager to gain access to China’s huge market. While these companies export their technology to authoritarian states around the globe, they are also reshaping American lives via app, smart phones, and computing. Strittmatter’s book is a terrifying portrait of an Orwellian nightmare unlike anything we’ve ever witnessed, and a dire warning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anywhere.

tells the gripping, startling, and detailed story of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building a new kind of political control: shap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rough the sophisticated—and often brutal—harnessing of data.
It is a story born in Silicon Valley and America’s “War on Terror,” and now playing out in alarming ways on China’s remote Central Asian frontier. As a minority separatist movement strains against Party control, China’s leaders have built a dystopian police state that keeps millions under the constant gaze of security forces armed with AI. But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the government is weaving a digital utopia, where technology helps optimize everything from traffic patterns to food safety to emergency response.
Award-winning journalists Josh Chin and Liza Lin take readers on a journey through the new world China is building within its borders, and beyond. Telling harrowing stories of the people and families affected by the Party’s ambitions,
reveals a future that is already underway—a new society engineered around the power of digital surveillance.

In 1949, at the end of a long period of wars,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facing leaders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how much they did not know. The government of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s was committed to fundamentally reengineering its society and economy via socialist planning while having almost no reliable statistical data about their own country. Making It Count is the history of efforts to resolve this “crisis in counting.” Drawing on a wealth of sources culled from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unabh Ghosh explores the choices made by political leaders, statisticians, academics, statistical workers, and even literary figures in attempts to know the nation through numbers.
Ghosh shows that early reliance on Soviet-inspired methods of exhaustive enumer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untenable in China by the mid-1950s. Unprecedented and unexpected exchanges with Indian statisticians followed, as the Chinese sought to learn about the then-exciting new technology of random sampling. These developments were overtaken by the tumul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61), when probabilistic and exhaustive methods were rejected and statistics was refashioned into an ethnographic enterprise. By acknowledging Soviet and Indian influences, Ghosh not only revises existing models of Cold War science but also globalizes wider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data.
Anchored in debates about statis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tate building, Making It Count offers fresh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With the move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ternal migration has created new force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By 2010, 260 million citizens were living outside of their permanent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cation,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constrictive Mao-era system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the rigid intuitional division of rural and urban China. Jason Young shows how these new forces have been received by the state through analysis of major hukou reforms. He document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xplains the ongoing importance of China's enduring hukou system to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Beginning in the 1920s thousa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set out for Soviet Russia. Once there, they studied Russia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d Soviet communism, but many also fell in love, got married, or had children. In this they were similar to other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were enchant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ured to Moscow by it.
The Chinese who traveled to live and study in Moscow in a steady stream over the course of decades were a key human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and their stories show the emotional investment backing ideolog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y embodied an attraction strong enough to be felt by young people in their provincial hometowns, strong enough to pull them across Siberia to a place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no interest at all.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went home, fought a war, and then, in the 1950s, carried out a revolution that was and still is the Soviet Union's most geopolitically significant legacy. They also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Moscow and passed on their affinities to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read Russia's novels, watched its movies, and learned its songs. Russian culture was woven into the memories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that came of age in the 1950s - a connection that has outlasted not just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the subsequent erosion of socialist values and practices. This multi-generational personal experience has give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 emotional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depth that were lacking before the advent of twentieth century communism - and have survived its demise. If the Chinese eventually helped to lead a revolution that resembled Russia's in remarkable ways, it was not only because class struggle intensified in China due to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as Lenin had predicted it would, or because Bolsheviks arrived in China to ensure that it did. It was also because as young people, they had been captivated by the potenti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help them to become new people and to create a new China.
This richly crafted and narrated book uses the metaphor of a life-long romance to tell a new stor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se lives were marked by an emotional engagement that often took the form of a romance: love affairs, marriages, divorces,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