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该书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理论方法，是一本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的精彩之作。在西方学术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

《书籍的秩序》所收录的七篇文章目标不同，辖域有别，风格迥异，却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左右书写之条件，决定传播之形式，给文本的意义建构强加上了种种限制，我们如何理解这些限制？
作者、文本、书籍、读者——罗杰·夏蒂埃在书籍史和阅读史框架内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四极之间展开，他试图将自己的著述与文化史和社会史联系起来。

ヨーロッパはむろん隣接するイスラム圏や新大陸を含めた全世界に対して、２０００年にわたり計りしれない影響をあたえつづけてきたカトリック教会。その組織的・権威的中核となったのがローマ教皇庁であり、歴代ローマ教皇である。十二使徒のなかから選ばれた初代ペトロス（ペテロ）に始まり、ローマ帝国期の教会迫害から公認へという大転換を経て、各国王室に比肩する勢力でありつづけた。本書は歴代教皇に沿って、カトリック・キリスト教全史を追うことができる一冊である。

作者聚焦并追踪北宋时期，词如何从宴饮助兴的表演文本——歌词，历经创作、传唱、抄写、结集诸过程，最终衍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逐渐取得与诗歌并举的正统地位。
宇文所安一方面从表演实践、文本传播、作者问题、词集编纂与流变等全新角度将词史看成“词集史”而非“词人史”；另一方面又对代表性词人如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分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力图从多个层面呈现词的历时性发展及其作者化、风格化和经典化的过程。

该书知识丰富，思想深邃，十分详细地阐述了死亡的历史……一部非凡的作品。
——罗伯特•尼斯比特，《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毫无疑问，这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为未来的死亡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及目标。正如此前阿里耶斯的一部关于儿童史的著作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衡量其他同类作品的水平一样，未来关于死亡历史的著作，必将借鉴这部伟大的综合性著作，在此基础之上进行阐释、修正和取舍。
——劳伦斯•斯通，《纽约书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中兴起了新的学科——死亡学，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1977年所著《面对死亡的人》一书则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本书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阿里耶斯的著作奠定了一套对死亡观的话语解释系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阐释、修正和取舍的基础。
上卷包括两个部分、五个章节，分别研究了历史上面对死亡态度的演化，教堂中的圣墓，来世观念与末日审判，葬礼的变迁以及墓地的雕像。
下卷共分三个部分、七个章节，分别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观念的变化，对死亡的冷漠态度，对于尸体的处理，假死现象，面对死亡的浪漫主义态度，公墓以及现代西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被倒置的死亡的现象。

16世纪的意大利弗留利地区盛行着一种奇特的夜间活动，出生时有胎膜的农民在一年中的某些夜晚陷入沉睡，而灵魂则离开躯体去参加在田野上与巫师们的“战斗”。这一古老的祈求丰收仪式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注意，一系列的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展开，宗教裁判所竭力想把夜半外出的“本南丹蒂”纳入异端的巫术活动，他们的介入最终导致了这些传统信仰的消亡。
卡洛·金斯伯格从天主教会的档案中整理并研究了弗留利地区一系列宗教审判案例的细节，不仅生动描述了这些“本南丹蒂”如何在教会的一步步压力之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进而把自己归为巫师的过程，而且高超地复原了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态，使得本书成为大众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本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并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
对于世纪之交瑞典中产阶级的这一研究发人深省，它表明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与认识应当基于理解而非抨击；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表现历史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相邻学科的方法。这两个成就令人鼓舞。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作者们所体现的知识视野之广令人惊叹。他们对来自民族学档案、课本、回忆录、小说和礼仪手册中的材料巧手编织，展现了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画面。本书还对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冲突与抵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内容往往都被忽视了。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吸引斯堪底纳维亚的学者们，同样也能吸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试图描述与解读19世纪西方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所有人。
——Ethnos

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作者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20年。
【推荐】
这部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士·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它具有深入的洞察力、创造性和同情心。很少有学者具有更敏锐的能力可以洞察那些没有历史、居于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并采用完全不同的实践和形式的人群的能动性。事实上，这已经使他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人们不仅可以逃避国家 ，而且可以避免国家形式本身。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这是一个出色的研究，富有人文和文化的洞察力，这部著作将改变读者对人类历史，以及对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这是我所阅读过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理论中最具吸引力和激动人心的著作。
—罗伯特·郝夫纳 (Robert Hefner)

•跨越三个世纪和四大洲的风景之旅、历史和艺术之旅，以自然元素木、水、石分篇，内容丰富而结构恢弘，有光影、有色彩、有气味……生动再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风景体验。
•作者西蒙•沙玛因多部扛鼎之作和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而蜚声国际。《风景与记忆》曾获W.H.史密斯文学奖，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好书之一。
•彩图32面，黑白图片200多幅，包括许多名画和雕塑，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本书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词，其内涵丰富而复杂。本书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的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该阶层出现于中世纪早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中得到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大学中兴盛。勒高夫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这些“贩卖词语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建构了“一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类学”，一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导论”。

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这三种人本身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畸形人的历史最为悠久，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寻找到某种原因。当然，福柯可以辩解说，他所坚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内部的逻辑。虽然如此，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削弱其分析的说服力。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运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过程的，关于“西方近代知识与社会交融史”的一部导引，横跨了从一四五○年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罗陆续出版《百科全书》为止的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本书开篇评述了自曼海姆到福柯以来的各类知识社会学（理论），进而讨论作为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在的或鼓励或阻碍知识创新的机构（尤以大学和学院最为突出）。之后，伯克又系统考察了知识的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将视野集中于城市、学院、政府和市场在信息收集、分类、传播、有时掩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则讨论了读者、听者、观察者或消费者眼中的知识，包括在17世纪受到激烈讨论的知识准确性问题。
而本书最大的原创在于它探讨的多重条件下的知识。它主要关注的是印刷出版的知识，尤其是学术性知识。但本书将印刷术发明之后，爆炸性增长的知识历史，以及欧洲以外世界的地理大发现看作各种知识之间交流、协商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知识、理论知识与实用知识、高端文雅知识和低等世俗知识，以及欧洲及其以外的知识。
尽管本书所涉内容主要为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但同样会受到科学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青睐，且会使那些处在另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感兴趣。

本书接续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上卷）的叙述，讲述了从1750年代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到维基百科盛行之间的知识的社会史。如同其前著，本书提供了一种社会史观（或者说历史的回顾型社会学）。本书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集体关于知识传播的行为和趋势。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看似永恒的知识活动——收集知识、随后分析、传播和使用知识——实际上是具有时间性的，在不同的时段和地点会有不同的形式。第二部分试图通过讨论知识的缺失和专业化的失败来写就知识增长的历史反趋势。第三部分则从地理学、社会学和年代学等概念出发，对比中心和边缘的体验，来讨论知识在每个时期的主要趋势，即专业化、世俗化、国有化、民主化等与它的对立面的共存和相互影响。
一如既往，彼特·伯克运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图景。这册备受期待的《知识社会史》（下卷）将会是一次横跨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阅读旅程。

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史学革新运动，它不仅有力推动了新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甚至塑造了整个20世纪的史学面貌。本书描述和评析了年鉴学派自20世纪20年代发端以来八十余年的历史，以该学派四代学人的继替为线索，呈现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和趋向，为读者了解年鉴学派的发展脉络、重 要理论和关键概念提供了便捷的指南。
新版增补了两章内容，续写1989年后年鉴学派的发展动态，并讨论了其影响向世界不同地区和相关学科渗透的过程。

施尼兹勒，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伍迪艾伦之前格林威治村“愤青”们的榜样，纳粹焚书的第一批受难者；他的日记，被史学家盖伊当做叙事的线索，为我们讲述了中产阶级形成的百年史。
从盖伊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统一和自为的阶级，他们分散在各个阶层里，他们之间发生着无数日常的和委琐的利益冲突，他们通常具有政治上的软弱性。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政治胜利，按照社会学家赫希曼的看法，恰好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从来不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从来只打算通过金钱而不打算通过权力和名声获取满足感。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由于印刷业的蓬勃发展，书籍成为自我提升、家庭娱乐和邻里社交的重要工具。《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聚焦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层的阅读生活，关注他们如何获取并阅读书籍，阅读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大众阅读偏好与书籍出版甚至是文学体裁发展间的互动。作者用文学性的笔触，重现了十八世纪的阅读场景，进而使我们窥见当时的社会心态与文化风尚。《以书会友：十八世纪的书籍社交》入选《华盛顿邮报》50本“受欢迎的非虚构图书”，是一本优秀的、有深度的书籍史著作。

家制度、貨幣経済、食文化から恋愛、情報の流通まで、江戸時代から明治時代にかけてさまざまな分野で社会の改革は進んだ。その背後には「消費」という人びとの価値観も快楽のあり方をも変える大きな力が働いていたのだ。気鋭の社会学者の斬新かつ鮮裂な消費社会論。

在中国东南近海海域，特别是浙江、福建沿海，群岛和列岛星罗棋布，孤屿岛礁离散不一，半岛与港湾形态各异，整体上联缀成一串与大陆若即若离、蜿蜒漫长的链状的岛屿，这既是东南沿海人群长期从事海上经济活动、并通过不断迁移和互相接触形成的文化区域，也是历史上连接中国内地与东亚海域的重要贸易纽带。从宋元到明清，王朝海疆经略的转变对东南中国海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以岛述史，尝试串起东南沿海社会的历史之链。

本书主要由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巴黎市民写给国王及其代理人要求秘密监禁自己家人的密札构成。这些密札大致按照主题分类，围绕不睦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诉说了琐碎且难堪的家庭丑闻。
这些密札被上呈给当权者，以期绕过正规的司法程序，在隐秘的情况下监禁自己的家人，并改正他/她的恶习。通过这种隐秘的监禁，家庭的名声便不会被败坏，同时也展现了请愿人对于国家权力的遵从和支持。
但在这种非正规的程序下，密札制度的滥用是必然的，人们为了私欲或私愤肆意写信，而国王的代理人——警察，握有对密札及其后续监禁制度的最终解释权，他们也会通过对于监禁请求的同意、拒绝或更改彰显自己的行政权力。
出于种种原因，密札制度在十八世纪晚期便销声匿迹了。本书通过对大量十八世纪巴黎警方留档密札的展示，提醒读者思考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所带来的混乱与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