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社会性动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圣经》”（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的评价），“仍然是最好的……是一部杰作”（Contemporary Psychology的评价）。本书从197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数千万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的著作。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的绪论。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类不平等的产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鼻祖让-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的“圣经”。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则在一次演讲中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颖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女人，为我们熟知而又陌生，自从地球有人类以来，她就成为永恒的主题，备受人们的赞誉、诅咒和诋毁。 伟大的女人和伟大的男人一样崇高、神圣；险恶的女人和狠毒的男人一样凶残、卑鄙。 第二性―人类求索中的女性哲学。向所有读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揭示了当代妇女面临的问题；生命的自由、堕胎、卖淫和两性的平等。 当代妇女问题探寻 历史与永恒的品味 译者前言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ior.1908-1986）是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的女权作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女学问家。 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萨特的终身伴侣，他们虽然共同生活了50年，却没有结婚，因为“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信念行事，认可这种非正式的婚姻状态，是合乎道德的”（引自《波伏娃自传》，第二卷）。 1943年，波伏娃的长篇小说《女宾》问世，从此，她一越而成为作家。 1945年，她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小说《他人的血》出版，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她的作家才华得到公认，在短短的两年中，这部小说就再版了32次。 战后，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妇女研究方面，1946－1949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第二性》的创作，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立即轰动一时，被誉为“有史以来的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从而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 195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此后，该书被许多国家出版，成为各国妇女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1986年，我国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了《第二性》的第二卷，书名为《第二性－女人》。 由于这个版本是根据台湾译本印制的，书中除有些术语和内地不尽相同外（如把“无产者”译成“普罗大众”），有些哲学性的论述被删节，也有的地方被望文生义，给读者造成明显的误解。 后来不久，友谊出版公司也出了一个译本，名为《女人是什么》，这个译本的译文要比台湾译本准确和流畅多了，只可惜它也只译了《第二性》的第二卷。 由于上述原因，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版过《第二性》的全译本，虽然近十几年来我国妇女研究画业在逢勃发展，广大女人工作者、妇女理论研究者以及许多关心妇女问题的人，都希望能及早看到《第二性》的全译本。 本书分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是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去讨论女人问题，是全书的理论框架。 作者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雌雄两性的性生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一直到复杂的哺乳动物，详细论述了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动物界当中出现的雌雄分体、雌雄同体、雌雄间体和雌雄嵌体的有趣现象，认为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驳斥了将女性等同于子宫或卵巢的观点。 接着，作者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认为弗洛伊德的所谓的“恋父情结”，是根据他依照男性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炮制出来的，实际上女性是否存在“恋父情结”，大可质疑；从而批判了弗洛伊德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的生理、心理和处境归结为“性”的“性一元论”。 作者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的论述，对妇女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私有制或世袭财产的私有制的出现，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根本性根源的观点，对研究妇女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作者认为，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经济一元论”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妇女的处境、权利与地位的变化，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作者接着讨论了东西方神话中的妇女权利与地位，指出了对处女的崇拜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男性为了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而妇女因此才成为生产继承人的工具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者指出，与此相反，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即在远古时代，人们恰恰认为处女是“邪恶的”、“不吉利的”，并把处女交给过路人或神殿的僧侣。交给前者是因为，过路人对处女的“魔力”可能满不在乎，交给后者是因为，僧侣具有神圣的力量，可以战胜处女的“魔力”。 作者还以司汤达和D・H・劳伦斯等五位作家为例，讨论了西方文学对妇女的态度。

《第二性I》副标题为“事实与神话”，作者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性的观点出发，剖析女人变成“他者”的原因；随后，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深刻地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今女性的命运；最后，本书以蒙泰朗、劳伦斯、克洛岱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五位著名作家为例，对男性制造的“女性神话”进行分析，探讨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体现的思想。

《厌女》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而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针对日本当代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性分析。《厌女》处理了广泛的日本题材，其中既有文学性的，比如谈到小说家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林真理子等，更多的则是社会性的。上野千鹤子谈到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家庭的、婚姻的，在中国也有很类似的情况。知性的读者会从这些论述中获得强烈共鸣并得到理论上的指引。

Madness &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by Michel Foucault,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deas,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rt & literature relating to madness in Western history. It's an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of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as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A full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Madness,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6/2006. This was his 1st major book, written while Director of the Maison de France in Sweden. This history begins in the Middle Ages, noting the social & physical exclusion of lepers. It argues that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leprosy, madness came to occupy this excluded position. The ship of fools in the 15th century is a literary version of one such exclusionary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sending mad people away in boats. Howeve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 common phenomenon because humans couldn't attain Divine Reason. As Cervantes' Don Quixote, all humans are weak to desires & dissimulation. Therefore, the insane, understood as those who had come too close to God's Reason, were accepted in the middle of society. It isn'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in a movement famously called the Great Confinement, that unreasonable people systematicall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mad came to be seen as having lost what made them human & become animalistic & treated as such. It isn't before 19th century that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n illness to be cured. Foucault wasn't talking about medic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insane but about the creation of houses of confinement for social outsider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insane but also vagrants, the poor & orphans, & what effect those houses of confinement had on the insane & perceptions of madness in the West. He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confinement of social outcastes was a generally European phenomenon, it had a unique development in France & distinct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 England. Foucault also argues that madn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ad the power to signify the limits of social order & to point to a deeper truth. This was silenced by Enlightened Reason. He also examines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tific &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the insane, notably at the hands of Philippe Pinel & Samuel Tuke. He claims these modern treatments were no less controlling than previous methods. Tuke's country retreat for the mad consisted of punishing them until they gave up their commitment to madness. Similarly, Pinel's treatment of the mad amounted to an extended aversion therapy, including such treatments as cold showers & straitjackets. This treatment amounted to repeated brutality until the pattern of judgment & punishment was internalized by the patient.

准确地说，《金枝》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它出色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 《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 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作者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子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 和其他专著有所不同的，《金枝》文笔清丽，义理明畅，对世界各地习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加上众多耐人寻味的观点和评论穿行其间，全书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绝少呆滞和陈腐的气息，读来兴味盎然，令人不忍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