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福柯主要通过解读柏拉图的《阿尔西比亚德篇》，明确阐释了“修身伦理”在西方历史上的变迁。它历经了四个时期：古希腊时期，即修身只是贵族子弟成为未来统治者的必修课；希腊化—罗马时代，修身变成一般人立身处世的要求；基督教一统天下之后，“摈弃自身”成了新的律令；笛卡儿时代，“关心自己”转化成“精神关心”，即通过怀疑达到自我的确定性。福柯认为，修身牵涉与真理和权力的关系，当代责任伦理的缺点就在于吧责任这个伦理概念法律化或科学化，它成了人们逃避成为道德责任人的手段。

米歇尔•福柯展示了18世纪的政治经济如何标志着一种新的治理理性的出现——以更少的治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开始分析这种自由主义治理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一种政治合理性，在其中，生命和人口的各种具体问题被提出。用福柯的话说：“将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来研究。” 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具体特征是什么？当今世界面临着什么样的治理危机，导致了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治理的改革？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诊断任务，福柯研究了20世纪两支自由主义流派——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这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过程中和当代史领域中唯一一次涉及该主题。

本书中，米歇尔•福柯定义了两种形式的权力: 规训权力，即通过监视技术和惩罚制度对身体进行规训；以及生命权力，作用于人口、生物和活人。通过分析种族战争的言论和征服的历史叙述，福柯勾勒出生命权力和国家种族主义的谱系。权力与抵抗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法理上的，而是斗争上的。它不属于法律的范畴，而是战略的范畴。因此，应该反转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改为“政治是战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