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尽管日本正面临战败，为什么一万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兵”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的行列？在这部关于日本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象征主义和美学的角色的迷人研究中，大贯惠美子展示了国家如何操纵日本人历史悠久的樱花的象征，来说服人们为天皇“如美丽的飘零的樱花”那样死去是一种荣誉。 依据从未用英文发表的日记，大贯惠美子描述了这些年轻人的痛苦，甚至是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反抗。这些神风特攻队员们热情地献身于世界主义的知识传统，因此他们不是以军事眼光来看待樱花，而是视之为一种痛苦的美丽以及他们悲剧性信仰生活的未解心结的象征。以日本为例，作者重新理解了象征交流、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际的运作。

本书的写作起源于哲学发动的两场对艺术进行剥夺的运动。作者试图解说有关艺术和阐释、艺术和哲学、艺术和历史意识的主题，其目的是要表明：我们已进入一个后历史的时期，对艺术不断的自我革命的需求现已消失，阅读此书就像阅读一部独立的哲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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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它在欧洲的反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急于摆脱过去而欣喜地拥抱当前和未来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为求新的意志所主宰。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斩露头角。 ……这本小书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着手――这毫无疑问是考虑到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药物的历史总是爱恨交织；任何对这些物质一味咒骂或一味赞扬的记述都不算完整。这本集萃便是一个微缩宇宙，旨在展现在药物与其使用者的相互影响下所诞生的大千世界。所选作品亦是包罗万象。除了出自小说与短篇故事的作品，还囊括了祈祷词、檄文、谜语中的选段。既有西方的作品，也有古代、东 方以及部族文献，力求全方位呈现各色人物与毒物的“邂逅”。从拉伯雷、薄伽丘、马可·波罗、英王詹姆士一世到福尔摩斯、让·科克托、威廉·巴勒斯、阿道司·赫胥黎，牛津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学者理查德·罗吉利打破了致幻文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迷思，以独特的视角串起了一部跨越两千年的药物文化史。

本书通过追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百多年来的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主要以医学、法律和工程学教育为例，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则提出了化解文凭主义弊端的办法，预测了文凭主义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作者针砭时弊，揭穿了关于教育的诸多神话，认为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建议废除文凭。在当下这个文凭社会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代，书中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面临的诸多教育问题，积极思谋应对之策。

关于现代音乐的是非从未消失。在毕加索和波洛克的画作售价过亿的时候，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春祭》以降，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仍在向听众传递不安的涟漪。现代音乐无处不在。先锋之声在好莱坞的惊悚电影配乐中大行其道，从地下丝绒乐队开始，极简主义对摇滚、流行和舞蹈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纽约客》的杰出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照亮了这个秘密的世界，并展示了它如何弥漫于20世纪生活的每个角落。 《余下只有噪音》讲述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格，他们抵制对古典主义的过去的崇拜，与广大民众的冷漠作斗争，并违抗独裁者的意志。无论是用最纯净的美来吸引听众，还是用最纯粹的噪声来打击听众，作曲家们一直都洋溢着当下的热情，拒绝古典音乐作为一种式微艺术的刻板印象。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维也纳到20世纪的巴黎，从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俄罗斯到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市中心，罗斯将20世纪的历史及音乐编织在一起，在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与更广泛的文化之间建立了启示性的关联。通过他所讲述的音乐，《余下只有噪音》重述了20世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