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向來是個外人難以深入、臆測的一個祕密國度。 夜空中，整個朝鮮地區都是黑的，那黑暗訴說著人民深不可測的痛苦，有時卻又穿插著零星微弱的希望曙光…… 與燈光閃耀的南韓相比，北韓好似黑夜與白晝。在這裡，飢荒奪去了數百萬人的性命，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崩潰，醫療機制失敗，人們習慣於行走在要跨越屍體倒臥在街頭。 朝鮮曾遭受兩次悲劇。第一個是朝鮮半島分裂的二戰結束時（史達林安扶植金正日作為蘇聯在朝鮮的代理人），第二悲劇是蘇聯的崩潰（在後蘇聯時代，朝鮮遭受短缺，電力，自來水和食物）。金日成和金正日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的一種痴迷的支持，自我監督的社會。本書透過生動地描寫六個勇敢的叛逃者的悲哀生命，投射出現實生活中集權主義的本質。 《我們最幸福》作為一個故事它確實引人入勝，但實質上則作為一種政治信息的描述：看這個極權主義鎮壓下可怕的朝鮮共和國是如何成功地讓人民對外部世界完全一無所悉，以及他們如何避免內部政權的垮台？其中究竟暗藏了什麼樣的詭計？ 從六名平凡百姓的生活中，我們對北韓有了超乎以往的認識。

詩人、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者、自殺於文革期間的陳夢家，其故事塵封已久，猶如等待破解的密碼。紐約客記者、著名美國作家何偉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並藉此再現了和文字有關的隱秘歷史、大千世界，讀起來令人匪夷所思，感慨萬千。何偉不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國有關的歷史、故事和人，他還通過若干次遊走中國的旅程，出入於古代和現代，講述了若干相互交織、充滿了隱喻的故事，並尋找到彼此的內在聯繫，繪製出一幅幅奇異的當代甲骨拼圖。在《尋路中國》一書中，何偉好像是當代馬可波羅，開著吉普車深入中國，在《甲骨文》裡，他則似乎扮演一個西方占卜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何偉自己製作的占卜當代中國的甲骨。

本书以近似说书的方式记录了上百个民歌手的经历，书写了美国的民歌历史。从学者艾伦·洛马克斯到铅肚皮，从民权斗士乔·希尔到流浪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从左派民歌手皮特西格到民谣之王鲍勃·迪伦，从毒品到伍德斯托克……这些人以看来混乱而且不可思议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历史。书中充满着躁动、人民与明星、根源与现代，艺术与商业，其间的交错与矛盾，展现的不仅是民歌的历史，也从另一个角度书写了二战后美国的历史。本书能让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民歌的看法，并且深深地喜欢上民歌。本书严谨、清晰、朴实，叙述丰满，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对文革时期的一本回忆录，他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此书对“文革”的残酷性揭露的让人不寒而栗。他出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总结教训和“经验”，让更多经历过的人出来说话，让更多知情者出来说话，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被遗忘的人》1989－1990年 吕楠的三部曲之旅是从拍摄精神病院起步的，从1989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吕楠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那个“魂”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鬼”。 陶世茂，22岁，是四川一个偏僻农村里惟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极度恐惧的家人便把他关进石头房子里。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爱他的85岁的奶奶。 采访完患者的家属，吕楠提出要见一见患者，患者家属用杠子为他抬开压在石头房子顶部沉重的石块。吕楠下到石头屋子里，和病人聊了一会天。在此之前从来没人敢下去，但吕楠却发现病人非常正常。只是因为石头屋子里面太暗，环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吕楠才回到屋外。 患者的父亲和奶奶满面愁容地坐在石头房子前。吕楠和石头房子里的患者商量：我希望别人知道你在这样的屋子里，你的手能不能伸出一点来。患者照办了，于是，吕楠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只从狭小洞孔里向外徒劳挥舞的手比出现完整的病人像更令人震撼。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照片旁的说明文字写着：重病者病房里23岁的女病人住院超过一个月，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吕楠对女病人说道：你能站过来一点吗？病人按照吕楠说的靠近门站着。近景的老年病人本来也在病房外坐着，但是偏离画面，吕楠看见了，希望把她也加进取景框：如果不加进来，可能会有两层歧义，一、会让人觉得这家医院所有的病人都是关在房间里的，其实病房里的病人只是比较重的一个；另外，画面上没有老年女病人出现，房间里的人就太强了。 吕楠叫老年女病人坐过来一点，更靠近画面中心：“很多人慢待摄影，他们有一个事先虚设的前提：世界是为摄影师准备的，你‘咔嚓’一下就行了，没那样的事。你必须要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能违背真实，调整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够，但不能过。如果画面里没有关在房间里的女病人的话，就没有力量，老年女病人不过来，我也没法拍，我等她过来了，就开始拍，拍了五六卷，直到院方很客气地把我请出医院。” 吕楠对待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即使是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的病人。在一张照片旁边，吕楠写道：“天津的一家精神病院，她不会说话，是警察三年前在大街上捡的。她有破坏欲，医院不能为她提供衣服和被褥。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躺在地上，确切地说是躺在自己的尿和屎的混合物上。这些脏物一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一次。拍照半年后，她死于这家医院。”面对这样的病人，吕楠按下快门的瞬间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没有床垫的床上，而不会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样子。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了批评。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也有例外，画册里有一张拍摄于北京一家精神病院的照片，小女孩怀抱一只玩具熊猫，目光与镜头对视。吕楠在照片旁边用简短的文字写道：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多数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看见》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柴静 海报：

“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这对有丰富联合报道经验的记者伉俪的带领下，我们在本书中去亚非拉国家做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在那里，我们看到性别歧视、性暴力、厌女价值观、家庭暴力、处女情结等现象，让女性犹如仍置身在18、19世纪的炼狱。我们也看到那里的女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以及如何一点小小的帮助就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整个世界对此困境的态度，以及女性身上自我觉醒的力量。她们将绝望化为希望，勇敢争取生命尊严。 本书以人物故事为线索，佐以大量的数据，没有局限于对女性遭遇的报道，还展示了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维度的思考。同时，本书也为那些想为世界尽一份力的人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

故事发生在东北小城松江市。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怀惴着形形色色的梦想，聚拢在“香榭丽舍”公寓的建筑工地上。他们深知，自己用汗水筑就的终究是城里人明天的梦榻，不求别的只要不拖欠工资就谢天谢地。在简陋的工棚里，上百名年龄、性格不等的民工挤在一起，质问工长谢老大（马少骅 饰），拖欠的工资啥时侯发，好多人指着这点钱送孩子上学、为老人看病。谢老大的回答令人失望愤怒，绝望的民工们砸开了工地负责人张彪（胡晓光 饰）的办公室，谁知他早已逃之夭夭。面对血汗钱被他人挪用，民工们被迫集体追讨，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无耻的威胁和恫吓，这时候，谁能帮帮这群无助的民工......

仿制药是在品牌药专利到期之后，合法仿制出来的廉价版本。据称它的成分、效果与品牌药几乎一样。仿制药的广泛应用被誉为“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进步”。 如今，仿制药占据了药品市场近90％的份额。但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它是充斥着不守信用的造假者，还是不乏确保品质的折扣商？ 凯瑟琳·埃班对仿制药覆盖全球的产业链进行了历时十年的调查，揭示了其背后的安全隐患及其给全球公众健康带来的可怕风险。通过采访举报人、调查员、医务人员，梳理美国药监局数千页机密文件中的海量信息，埃班曝光了一个欺诈猖獗、伪造数据的行业。企业管理者为降低成本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规避几乎每一条安全生产原则。而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这些药物，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仿制药产业可谓是全球化的终极试金石。凯瑟琳·埃班这本惊心动魄的纪实文学将引领读者见证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创举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一场骇人骗局。

Two South Africans set out to discover what happened to their unlikely musical hero, the mysterious 1970s rock 'n' roller, Rodriguez.

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 发表后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法国美第契散文奖（2013）、俄罗斯「大书奖」读者票选最佳文学作品（2014）、波兰卡普钦斯基报告文学奖（2015） 本书是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关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采访了生长于理想之下的俄罗斯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国家的普通人，呈现他们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想。德国媒体盛赞该书撷取的是最为细小的马赛克，却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后苏联时代图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这一拍就是5年。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到最后，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反正一分钟不歇，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崩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QQ，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全球销量逾200万册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每一页，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苏联女兵亲历战争实录，一经问世就震惊世界文坛，“这是一本痛苦的书，也是一本真相的书。” ★作者连续两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决选名单，为世界文坛开创了崭新纪实体裁 ★作 品被译为35种文字，屡获世界级权威大奖 ------------------------------------------------------------------------- 超过100万名15—30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狙击手等。本书真实记录了她们亲历的那些感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 书里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大量内容曾被苏联官方严禁出版。 这些女兵眼里的战争， 与男人们的描述截然不同。这些女兵的回忆，会让你感受到二战中最直观的冲击和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 ------------------------------------------------------------------------- 从初版到新世纪修订版，几乎就是作者的重新创作，不仅增加了很多内容，更由于苏联从巨变到解体之后，作者把许多曾被报刊检查部门禁止或被迫自我删去的内容发表了出来……这是一本痛苦的书，也是一本真相的书。在阅读原文并译至中文的过程中，我屡屡被其中触目惊心的内容和人性细节所震撼所感动，甚至为之而难抑泪水。 ——吕宁思（本书译者，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副台长）

BBC曾经制作出《蓝色星球》的纪录片摄影团队，再次集结奉上了这部堪称难以超越的经典纪录片《地球脉动》。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非洲草原到热带雨林，再从荒凉峰顶到深邃大海，难以数计的生物以极其绝美的身姿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看到了Okavango洪水的涨落及其周边赖以生存的动物们的生存状态，看到了罕见的雪豹在漫天大雪中猎食的珍贵画面；看到了冰原上企鹅、北极熊、海豹等生物相互依存的严苛情景，也见识了生活在大洋深处火山口高温环境下的惊奇生物。当然还有地球各地的壮观美景与奇特地貌，无私地将其最为光艳的一面展现出来。 本片共计11集，期间还采用美国军方发明的空中摄影机拍摄，可从一公里外拍摄某物体的超清晰特写。

☆不可贪图邻人的房产。不可贪爱邻人的妻子、奴婢、牛驴或他的任何东西。（《旧约·出埃及记》） ☆新新闻主义之父 盖伊·特立斯 惊世骇俗之作 九年性爱之旅，终朝袒裎相见 ☆以性爱视角窥见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变迁 -------------------- 1925年，纽约的落魄地下书商塞缪尔·罗思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最早连 载了《尤利西斯》，此后他还出版售卖了《欢场女子回忆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爱经》等书籍，频繁被定罪判刑。1956年，“罗思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罗思败诉，入狱五年，但该案判决书中对淫秽作品的定义解放了大批步罗思后尘的出版商、制作人。 1953年，退伍军人休·海夫纳在芝加哥自己的厨房桌上组稿、编辑，推出了《花花公子》创刊号，后来迅速成为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1957年，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开始用自制的“性交机器”来研究性满足的秘密；1968年，约翰·威廉森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克拉默创办了自由性爱的砂岩俱乐部；1973年，一位计划描绘美国性开放和中产阶级色情消费主义盛行的作家盖伊·特立斯走入了纽约住所附近的一家按摩院，花15美元“享受”了一次服务，并这样开启了自己的性爱奥德赛…… 1981年首次出版，《邻人之妻》就以其对美国性行为和性癖好写实的描写而震慑了美国社会。特立斯以奇迹般的新闻勇气和技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建基在新的道德基础上的新世界，带领我们领略了花花公子宅邸、最高法院、按摩院的后院与温床，展现了色情产业、群交文化的兴起，相应的对抗淫秽色情的法律努力，以及普通人的性心理和性观念。虽然话题涉及下半身，但特立斯的写法并不轻佻，这本书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自身的方式。 -------------------- 一部有关性的“天路历程”……几乎不会有人比特立斯在性革命的最前线走得更远。——《大西洋月刊》 一流的作品，内容相当精彩，其中的社会信息不断累积：美国人的性已经彻头彻尾改变了。——《纽约时报书评》 这本书写的是当代生活最有爆炸性的话题，性和道德，同时还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观察。——斯蒂芬·巴赫，美国作家

继《纽约灾星》和《制造杀人犯》 之后又一部极佳的纪录剧集。本作是导演伊斯拉•埃德尔曼摄制的5集纪录电视电影。将震惊美国的著名橄榄球运动员O.J. 辛普森杀人案事件再度搬上荧幕，通过对辛普森人生轨迹的深入展现，探究美国社会最关注的两个话题：种族和名人……

Documentary film by Brett Morgen

2009 film directed by Sherry Hor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