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化，书生之困，有什么关系。
本书从资料搜集入手，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折射出的1949年前后知识精英与国家之关系，一本国文教科书酝酿的现代文学教材模式，一个小说细节预示的百年中国文学之“赵树理悲剧”，《文艺报》讨论、《文汇报》专栏反映的当代文学转型过程，《学习》杂志事件揭示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作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透露的高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北京大学《红楼》杂志与“文革”后期《朝霞》杂志呈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以及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 70年代初访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杨振宁等人的家国情感……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