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 思想家解读思想家。康德对阿伦特影响至深。
★ 1970年，阿伦特受邀在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学，本书主体为当时备课稿的整理。
1969—1971年，阿伦特发表了《共和的危机》中所收的几大名篇。政治判断，是阿伦特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
★ 这本讲稿中所呈现的内容，被认为是《心智生活》没有写出来的第三卷“判断”的预备。
《心智生活》是阿伦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她要通过这部作品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
★ 这虽然是一本就事论事的讲稿，但通篇演绎的是一个关键词：“判断”。作为人，我们的自由体现在什么地方？是足够多的财富吗？是足够高的地位吗？还是足够高洁的心灵？阿伦特认为，都不是！我们的自由，体现在对公共世界里上演的事件进行“判断”！自由不是封闭的，自由是开放的，有参与，有判断，才有自由。
★ 阿伦特在本书中对“判断”的论述，标志着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走向成熟，是她核心政治哲学的完成。
★“判断”不是政治家或伟大人物的特有能力，而是每个人的基本义务：政治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系统思考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汉娜•阿伦特晚年收官大作《心智生活》的旨意，遗憾的是，终篇“《判断》”未及展开，阿伦特便辞别人世。本书汇编了阿伦特关于判断问题的核心文献，并对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方向作出了解读。
如何摆脱生命的平庸和自由的虚无？
以重建康德的政治哲学为入口，阿伦特认为：只有作出判断，只有对公共世界里上演的事件运用我们独立的判断能力，世界对我们来说才具有意义。
政治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顶尖阿伦特研究专家、著名社会主义者罗纳德•贝纳尔编选并讲解。
人们可以说，阿伦特在196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所尝试表达出来的判断概念，之所以被本书中的判断理念所“驳倒”，恰恰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反映着阿伦特核心政治哲学的完成。
—— 罗纳德•贝纳尔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出现危机的年代。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并不是一个高深的宗教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在经营着的一份副业。本书中，徐贲通过对一个个热点事件的深入观察，用充满理性之美的文字，批判了文化教育、公共说理、政治社会等领域那些非理性、不自由的伪信仰，并指出怀疑的时代所需要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你的信仰是否以自由为灵魂。
从徐贲的笔下，流淌出的是理性之美。读徐贲的文章，您是否和我一样，突然感受到那种久违了，而又一直在期待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和平的纳粹德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在纳粹党当权之初，没有人认为它会掀起又一场战争浩劫。在短短的六年间，它实行了一系列铁腕政策，镇压政治运动，整顿就业市场，刺激经济复苏，整合民间机构，打造民族共同体。正当德国人适应着新秩序带来的急剧变化，因繁荣稳定的假象而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不知不觉地被绑在纳粹的战车上，高速驶向滚滚硝烟之中。原来，和平的纳粹德国是为发动战争而服务的。
在这部包罗万象、扣人心弦的历史巨著中，理查德·J. 埃文斯通过爬梳二战前纳粹德国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和影响，以海量的数据分析与官方档案描绘了第三帝国极权统治的狰狞面貌，以生动的私人材料与亲历记录勾勒出普通德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鲜活命运，揭露了纳粹党如何以残暴血腥的独裁手段将德国改造成一架全力冲刺的战争机器。

“Whe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t received some attention from the critics but none at all from the public. Nazism was finished in the bunker in Berlin and its death warrant signed on the bench at Nuremberg.”
That’s Milton Mayer, writing in a foreword to the 1966 edition of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He’s right about the critics: the book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n 1956. General readers may have been slower to take notice, but over time they did—what we’ve seen over decades is that any time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start to feel that freedom is threatened, the book experiences a ripple of word-of-mouth interest. And that interest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nent or potent than what we’ve seen in the past year.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is an eloquent and provoc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m in Germany. Mayer’s book is a study of ten Germans and their lives from 1933-45, based on interviews he conducted after the war when he lived in Germany. Mayer had a position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d lived in a nearby small Hessian town which he disguised with the name “Kronenberg.” “These ten men were not men of distinction,” Mayer noted, but they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Nazi Party; Mayer wanted to discover what had made them Nazis. His discussions with them of Nazism, the rise of the Reich, and mass complicity with evil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is book, an indictment of the ordinary German that is all the more powerful for its refusal to let the rest of us pretend that our moment, our society, our country are fundamentally immune.
A new foreword to this edition by eminent historian of the Reich Richard J. Evans puts the book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We live in an age of fervid politics and hyperbolic rhetoric.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cuts through that, revealing instead the slow, quiet accretions of change, complicity, and abdication of moral authority that quietly mark the rise of evil.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