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关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文献都没有触及韩国的金钱政治问题？怎样才能同时理解韩国一方面在1997年之前的高效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又在1998年至1999年暴露出了腐败泛滥和低效无能的问题？“政治”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本书中，康灿雄阐明了两个论点。第一，在韩国和菲律宾，都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考虑主导了政策制定。第二，在政府和商业精英所形成的一个小而稳定的组合中，如果双方保持势力的均衡，那么，金钱政治确实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集中关注政商之间以优惠政策换取贿赂的交易，康灿雄认为政治博弈驱动政策选择，技术官僚面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干预，无法保持自主性，同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为谁获得租金而角力。即使在韩国，腐败也远远超出想象——腐败已经严重到令人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此作出解释。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皮克迪在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 促进增长并不是皮克迪所关注的，他没把它视为经济事件，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穷。他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原因。而以下备选却很少提及—例如，最大化社会总体财富，或是增强经济自由，亦或是寻找最有可能的机会平等，又或按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 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但皮克迪也指出，他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

对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很多学者而言，资本的核心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劳工和资本之间形成的阶级关系在重建全球市场体系的变化大潮之中，这种阶级关系如何发生改变？对胡斯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关注社会阶级，还要关注社会性别关 系。 “一位身在美国密尔沃基或英国伍尔弗汉普顿的母亲，虽然用着自动化的洗衣机和微波炉，但她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却比她祖母在这些电器还没发明时花费的时间更多；而另一位身在马来西亚的女性，曾为那台洗衣机和微波炉制作计算机芯片”在胡斯眼中，这两名女性是有关联的——女性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不断将做家务等传统的劳动行为商品化。 胡斯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阶级视角以及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密切地关注了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女性和劳工问题，提出了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相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均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