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哲学的沉思》是笛卡尔运用与《谈谈方法》提出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笛卡尔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1628年写成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这部著作规定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他后来一切哲学奥秘的真正发源地。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不但将追求全面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而且还确定了从方法入手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途径。他认为，关于精神、物质的形而上学知识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要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必须首先确定获得这些知识的正确方法，这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关键。笛卡尔后来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第一哲学的沉思》等也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比如《谈谈方法》(全名《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的书名已经清楚表明了该书的主旨；[②]而《第一哲学的沉思》按笛卡尔所说，则是运用与《谈谈方法》同样的方法原则对上帝、灵魂等形而上学问题所作的更深入探讨。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论者休谟的重要哲学著作。他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本书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知性;第二卷讨论情感，第三卷讨论道德。

《乌托邦》内容简介：莫尔在1516年写成《乌托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的是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书中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他的时代是地理发现的大时代。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出来，使欧洲人眼界顿开，打破了成见，解放了思想。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家口里叙出一个乌托邦来，的确真假难分，有如能迷惑人的桃源仙境。原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熟悉英国这个时期历史的人一望而知，这指的是莫尔置身其中的英国社会。这一部分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黑暗。然而作者点染巧妙，隐约其词，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使得倔强固执的英王也无从问罪作者。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它同第一部分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关于未来的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都包含在这一部分。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继承人？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 ·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