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的彼岸》于1885年夏动笔，翌年冬完成。尼采在该书中力图界定“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词，为图区分道德和非道德。他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和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所做的努力，是有矛盾的，认识到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做出妥协。他的目的是确立道德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行为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基础，所以，《善恶的彼岸》是尼采对一种新道德体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触及了其哲学的许多最深层的原理。

《逻辑学讲义》是一部由学生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康德著作，不过它在出版前曾经康德亲自审定过，因而比起其他版本来更具有权威性。在该书中，康德在传统的逻辑判断分类外，又创设了模态，开创了研究概念的内容实质的新局面，从形式逻辑发展到先验逻辑。康德对范畴表的旧类范畴，都用正、反、合方式来阐明，从而对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论者休谟的重要哲学著作。他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本书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知性;第二卷讨论情感，第三卷讨论道德。

罗马尼亚，1930年代中叶，齐奥朗已然是新生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明星作家。他长时间泡在一座特兰西瓦尼亚图书馆里孜孜研读圣徒传记。这位当代的圣徒传作者，“梦想”自己是“这些坠落于天堂与地狱之间（圣徒的）年代记编者，他们内心激情的知己，为上帝而失眠者的历史学家”。在尼采《善恶的彼岸》启发之下，齐奥朗“探寻眼泪的起源”。他自问是否圣徒“会是眼泪那苦涩之光的源头”。 本书于1937年首次出版于罗马尼亚。“有谁知道？”他在书中第一段写道，“可以肯定的是，泪水是他们的踪迹。泪水并非透过圣徒进入这个世界，但若没有圣徒，我们就永远不会明白自己是因为渴念失乐园而哭泣。”“一个人是怎样弃绝自己并走上成圣之路的？”这是齐奥朗的疑问，也是《眼泪与圣徒》这部记录的起点。 齐奥朗关注的并非传统圣徒传中因德性而受崇拜的殉道者和英雄，而是以灵性高度著称的神秘主义者，——首先是女性神秘主义者，他们拥有关于上帝的私密知识，导致又一场“绝对在历史中爆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了经典之作，如埃克哈特大师，圣加大利纳·锡耶纳，圣女大德兰和圣十架约翰。 《眼泪与圣徒》是齐奥朗“在朝圣路上半途而废的挣扎记录”。在对宗教与信仰反复的拷问下，齐奥朗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放逐。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本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英诗格律的基本知识，包括节奏、韵、以及各种诗体，同时也讨论了英语自由诗。书中实例丰富，或为浅近小诗，或为名诗片断，以便读者在学习格律知识的同时也可以熟悉、欣赏在英语国家广泛流传的一些好诗。本书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内容充实，定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本书可作为大学英语专业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外文工作者、中学英语教师、大学英语专业学生以及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语自学者阅读。

奥义书这一名称的原义是“坐在某人身旁”，蕴含“秘传”的意思。该书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反映了古代印度的祭祀活动和修行生活，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思维方式以及印度的伦理道德规范。

《哲学史教程》(上)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读者不可将此书和纲要之类混淆起来。纲要之类的书有时很可能就是从一般哲学史的讲稿中整理出来的。我现在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在这《哲学史教程》(上)里，我打算全面而精炼地描述欧洲哲学种种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在于表明：我们现在对宇宙和人生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这个目的决定了这《哲学史教程》(上)的整个形式。据此，我们研究的文史依据和传记、文献资料都必然地限制在最小范围，选材也只限于能为进一步钻研的读者获得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而开辟道路。哲学家本人的论述，也只有在那些论述能提供在思想上有持久价值的论证或基本原理时，才扼要地加以引证。除此之外，作者为了支持某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偶尔引用了原著一些段落。选材总着眼于个别思想家所提出的既新颖而又富有成果的东西；而对于那些纯属于个人的思想倾向，虽然作为学术研究确有可取之处，但不能引起哲学兴味者，最多也不过略略提及而已。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王太庆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译者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作者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形而上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以往哲学的批判性考察，探究了以最高、最普遍的原则为对象而能到达的最高知识，因此也称之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从根本上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和问题，因此也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经典文本。

本書是著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裡。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教師古爾替烏斯（G.Curtius）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脫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的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工作，於1878年寫出他那篇傑出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使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大為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