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这部富有创见的著作首次将中国之觉醒再现于人们眼前，并把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之崛起这一大背景中加以论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分析了中国的觉醒与中国人民的觉醒之间的联系，前者是一种历史表述，后者乃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技巧。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当我们说中国在20世纪像“睡狮醒来”时，我们究竟在表达什么意思。

在本书中，“种族与其说是强调不同民族的生理方面，毋宁说是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方面。”在我们的印象中种族是与“种族歧视”、“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的，而当讨论“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时，因为近代中国之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种族观念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族主义，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人们思考和行动的主要方向就是“保种强国”。但是，本书所论没有这么简单，它追述了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复杂历程，展示了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复杂形态。种族是“作为文化的种族”、“作为类型的种族”、“作为宗教的种族”“作为民族的种 族”、“作为种类的种族”、“作为种子的种族”和“作为阶级的种族”。“种族观念”是近代中国的核心观念之一，对它的思考无疑会丰富我们看待那段历史的眼光，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仍还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史》是一本作者“想要说真话的书”。本书详细地记载了“五四”前后的史实，探讨了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为新文化运动提 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是迄今海外公认的对“五四运动”记述最详细、资 料最丰富、研究最深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怀柔远人》的主题是清代礼宾与1793年马嘎尔尼英国使团，书中分别考察了清朝与英国对遣使事件的叙述，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评介了其他有关清代外交关系的观点之后，第2章提供了一个对清帝国及其统治状况的全景式的考察，第5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并特别关注宾礼。第3章讨论18世纪大英帝国国内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识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及对中国的了解”。第4章重新检讨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第6章和第7章透过清朝的礼仪和统治观念来审视清朝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第8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9章，在对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总结之后，回顾了中西关系史中对马嘎尔尼使团的研讨。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内容包括：沦入地方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乡村少年；投身革命；革命军人等。这是一本有关民国史的著作。该书出版得颇早，距它的中文版问世有30多年的间隔。当时民国史研究在学界还不太热，业者寥寥，而如今这一史学分支已成为蓬勃的显学，有兴趣以至以此为业者日益增多。就已译者所在的城市为例，城内既有专门收藏民国档案史料的历史档案馆，又有建立于大学校园里的民国史研究中心，每年所编的史料集和各种专著不下十余种。据说因众多学者的齐心协力，在民国史研究中已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南京学派”。学派的诞生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熟和辉煌，这是让学人感到欣然的盛世佳音。今天阅报又看到一则消息：常与译者见面攀谈的老友韩文林先生所编《话说民国》一书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还将被送往德国莱比锡参赛，以争取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国史研究已由星星水泊汇聚成了浩瀚汪洋，其景壮观。然而今日之盛不可忘却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且有些早期的学术成果历经岁月的递进已具有了经典的价值。《中国政坛上的桂系》就是这样一本有影响的学术经典，一直常被人提起，被业内同行列为重要的参考书，逾时而弥新，这就使它有了被译介到汉语学术界的意义。

本书为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经典论纲性著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社会的种种变迁，重点讨论了政治的离心力、军阀的地区与派系斗争、宪法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等问题。作者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在思想上，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行动上，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海上风云:南中国海的海盗及其不法活动》以海洋为中心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南中国海自明清至现代所发生的中外海盗事件对中国而言，海盗及其活动是合法？是非法？是不同政权的互相倾轧？是苟全于乱世的一种手段？是被压迫的中下阶层对强权愤而不平的反抗？……

1790至1810年间，华南沿海海盗经历了一个惊人的增长时期。 本书开拓性的研究第一次叙述了控制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的海盗的完整故事，海盗活动高峰时的人数约有5至7万人，形成了一个拥有6个船队、2000只帆船的海上联盟，海盗中涌现出一批技巧娴熟、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尤其是郑一嫂，她把一个松散的海盗联盟改造成一支组织良好、能征善战的力量。 作者对海盗产生、发展、骤增及衰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对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填补了我国海盗研究的空白。 作者并未将海盗视为社会异类，而把他们看成是首倡者——他们不仅成功地利用海盗活动得到报酬，而且也以此作为取得军政地位的一种手段。由于政府采取了原宥和抚绥的政策，官匪之间在1810年达成协议，一些海盗首领从逍遥法外的歹徒变为封官赐爵的对象，并率同原班人马开始了新的生活。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本书重点论述了本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扎状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一些市场理论的原理，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探讨了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