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媒体考古学另辟蹊径，它让时间箭头从“现在”掉过头来，穿越以往的种种事件和人物后才指向可能的未来。它展开了一个范围广阔的搜索运动，去寻找那样一些理念、构想和实践，所涉及的是当时还不可能实现成为媒体式事物、而后来又遭大家遗忘和排斥、甚或至今还毫不为人们所知的那些探险式的作为，由此产生出一大批令人振奋的发现，给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富有建设性的多样性。在此，技术所起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在于它有潜能去消除人们的恐惧感，满足那些致力于全球化的实践家们的需要，而在于它能有助于展开想象力和诗意的创作。

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与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更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的论点在于：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 “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福柯在本书中运用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手法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指出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针对此“真理话语”，福柯试图从根本上驱除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在《语与物》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最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篇提纲（1935年提纲与1939年提纲）和两篇关于泼德莱尔的论文。这些所有遗留的文字即是本书《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已经物理性的存在，然而它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不能归入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一直聚讼纷纭。早在1977年，柯林·斯巴克斯就指出了界定文化研究的困乃至不可能。时隔几十年，国际文化研究领域又有怎样的发展？文化研究对历史的回顾与对未来的想象究竟如何？ 本书遴选了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一些具有坐标性地位的学术论文，努力厘清文化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尝试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文化研究”的问题，同时呈现文化研究领域最近的研究成果。

本书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电影，或者说，通过电影研究来探索人类的精神和社会，这种研究思路最终将电影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人类的精神和外部客观现实的问题，从而使本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电影领域，为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方向。 题解： “只有电影艺术出现后，想象过程才得以原原本本和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我们终于能用形象表现我们的梦幻了，因为这些梦幻已附着在实际的材料之上。这种梦幻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清醒状态的生活，它们教我们如何生活或如何拒绝生活。” “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只是浮现在我们意识中的局部现象，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握这一现象的全部。然而，这一现象既显著又晦涩的潜在部分与我们自身的本质融合在一起。而我们的本质同样既显著又晦涩，例如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我们心灵的激荡。深入探讨电影，从其全部人类性去思考电影，这便是本书的目的。” ——埃德加•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