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原始人的思维和人类学家们所研究的图腾制度。他通过对各个人类学家对图腾制度的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和借鉴来阐述二元心智结构。本书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2013年3月，《学做工》这本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威利斯先生也将首次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 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这是一份关于“艺人（艺术）”的田野民族志， 聚焦于“唐卡”这一以图像呈载神性的艺术与作为“造神者”的无名艺人研究。
作者从“人物”的传记生命出发，在人的生命与物的流动中，揭示文化背后的驱策力量与逻辑。本书主要探讨了处于安多藏区的“中间圈”艺人团体的移动性与移动方向所隐含的长时段各文明与帝国间的交换关系，在实地考察“汉藏边界”甘川青草原这块走廊地带后，对半藏半汉、游走边界的艺人团体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串联起“边缘艺术”、“民族艺术”和“西藏当代艺术”与中原帝国之间的关系展演。

该论文集由来自各国不同领域的神话学研究经典专论所构成古典学者阐释古代神话，神学家探索《旧约》中的神话因素，人类学家研究神话中包含的文化模式，宗教史专家着力于神话在宗教体系和仪式中的规则，民俗学家关注不同地域文化中各种神话类型的分布状况，心理学家将神话理解为人类困境或冲动的奇异反映。总之，这里的文章代表了西方神话学研究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思考。
这部西方神话学理论文集，曾以“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为题于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英文原作是美国民俗学大家阿兰·邓迪斯教授选编的，收录了来自各国不同领域的神话学研究经典专论所构成古典学者阐释古代神话。 重新翻译出版邓迪斯教授精心遴选的这些论文——许多国家民俗学者一直称道和反复引证的经典性理论文献，既是为持久开放地汲取国外学者在神话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思想，也是为国内神话学理论研究乃至民间叙事的学理性思考提供一个认真反思并奋发有为的系统性参照框架。

这本《超越文化》是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者在书中对各国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并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包括高语境和低语境理论，单向时间习惯和多向时间习惯等，对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影响巨大。这本书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大量引用和借鉴，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意义重大。

美国惊悚销售200万册 一上市即引发舆论震动
10年追踪、暗访 全球第一本器官交易全景实录
让人震惊的全球十大类人体、器官贩卖真相
收录超过数十张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真实照片
人体的每一个部位：
小至骨头、韧带、角膜、心脏、血液，大至整具遗体，
每天都有人在进行交易这份深入的纪实报告引领读者踏上惊异之旅，
进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全球化黑社会，
一探器官、人骨、活人买卖的人体市场。
别再提那些深山老林里的食人族了，
现在的人类对人肉的欲望程度才是史上最高的。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光。”
——印度 马利亚•塞尔文（Maria Selvam）
我们需要大量的人体原料。我们要提供尸体给医学院，让那些未来的准医生们充分认识人体解剖学；领养机构把第三世界的数千名儿童送到第一世界，填补美国家庭中孩子的空缺；制药公司需要活人来测试新的超级药物；美容产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磅的人类头发，来应对消费者对新发型永不休止的渴望。
斯科特•卡尼花费10年心血，亲自走访最黑暗的全球人体市场，揭露市场上每桩血淋淋交易的残忍真相。在这里，你可以兜售自己身体的每个器官，也可以买到任何一个你需要的身体部位。穿梭在此市集的往来者，不是器官掮客、人骨窃盗者、血牛、儿童贩子，就是身有残缺或年纪老迈的卖家。这些人在市场上吵吵嚷嚷，就像卖白菜一样，叫卖着一个肾脏的价钱，甚至出租某个女人的子宫……赤贫的欧亚村落和高科技的西方实验室，盗尸人和代理孕母，人骨贩子和卖身体部位维生的穷人。面对此情此景，你很难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地狱。
本书分为10个章节，分别涉及：人骨交易、肾脏买卖、贩婴、卵子贩卖、子宫租赁、卖血、人体临床实验、长生不老解药干细胞、人发捐赠等10个人体交易方式，为您揭露让人震惊的全球人体交易市场。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准确地说，《金枝》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它出色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
《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一座神庙的祭司被称为“森林之王”，却又能由逃奴担任，然而其他任何一个逃奴只要能够折取他日夜守护的一棵树上的一节树枝，就有资格与他决斗，就能杀死他则可取而代之。
这个古老习俗的缘起与存在疑点重重，为此，作者目光遍及世界各地，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的丰富资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并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作出子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展望。
和其他专著有所不同的，《金枝》文笔清丽，义理明畅，对世界各地习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加上众多耐人寻味的观点和评论穿行其间，全书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绝少呆滞和陈腐的气息，读来兴味盎然，令人不忍释卷。

《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内容简介：列维•施特劳斯1938年最后一次深入巴西内陆进行田野考察，17年后出版的《忧郁的热带》，激起了学院内外读者的热情，也开启了结构主义横扫全球知识界的时代。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一扫先前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开辟了20世纪下半叶截然不同的思想领域。从精神分析到流行时尚，结构主义的原则被运用到各种领域。如果没有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拉冈、阿图塞等人的理论思想将难以想象。
列维•施特劳斯将一种艺术的感性注入学术研究，如同诗人一般运用意象与意念。他在亚马逊流域深处进行考察的同时撰写了有关奥古斯都的悲剧。他的四卷本巨著《神话学》，是用一连串乐章的形式所组成。
《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是列维•施特劳斯漫长心灵生活的思想传记，也是评价他的一个尝试。全书以长镜头形式追随他从巴黎到圣保罗，再深入巴西的内陆。追踪了他的动荡战时岁月，叙述了他如何逃离维基政府统治下的法国而流寓纽约，在其过程中又是如何寻觅出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
《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作者威肯不但具有人类学背景，同时也是研究巴西历史的专家。除了深入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与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数据外，作者亦两度亲访列维•施特劳斯，并长期与他规律通信，《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是列维•施特劳斯逝世后最新的完整传记。

《裸女:女性身体的美丽与哀愁》是一本关于进化、社会学和女性身体研究的书，它引领全球女性重新认识真实的自我。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运用事例和数据分门别类地描绘出女性身体各个部位的历史，及其在各种文化习俗、种族、地域的合力下完成的“内在变革”，展现了经过上千万年进化而来的、隐藏在女性身体里的完美结晶和不为人知的身体秘密。
与弗洛伊德研究人类非常行为不同，著名的动物学家莫里斯侧重研究人类的正常行为，他站在人类行为学的角度，将人安置在人类进化历史的经纬之中观察、解剖、透视、阐述现代人的行为。

本卷是《涂尔干文集》的第六卷，共包括六编。第一编为《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主题为“存在的社会起源”，它是涂尔干中晚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文种包括其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一些关键概念；此外，本卷也编排了涂尔干有关宗教研究的其他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一些文章、笔记、书评和讨论。这些文献不仅有助于澄清涂尔干有关原始宗教的基本观点，也可以帮助我们依照上述线索来体会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本卷收录的第一篇文献，为《乱伦禁忌及其起源》。这篇文献为1898年发表在《社会学年鉴》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足见其在涂尔干本人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思想传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除形式上的重要性外，本文在内容上也可以说是涂尔干思想转向的一个标志，与《分类的几种原始形式》(即《原始分类》)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相比，本文发表得最早，而且论题专一，集中于“存在的社会起源”上。为何将“乱伦”作为核心议题，涂尔干说得很清楚：正因为乱伦(inceste)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被当作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所以，乱伦禁忌应该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其形态学上的原始形式就是外婚制(exogamie)；换言之，道德的起点完全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制度，而考察乱伦禁忌的线索，就是追查外婚制生成发展的脉络。然而，涂尔干并未就此止步，他继承并修正了弗雷泽的研究路线，认为外婚制与图腾制度不仅彼此有所关联，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占据首要的地位，相比而言，外婚制与血亲之间的关系则是次要的；考察前一种关系的核心要素，就是原始的仪式和仪轨，而在有关仪式和仪轨的考察中，“集体表现”(representadon collective)不仅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社会学意涵也可以得到呈示。可以说，《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是涂尔干中晚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涂尔干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在本文中都已露出端倪了。
此外，本卷也编排了涂尔干有关宗教研究的其他重要文献，其中包括一些文章、笔记、书评和讨论。这些文献不仅有助于澄清涂尔于有关原始宗教的基本观点，也可以帮助我们依照上述线索来体会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以“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英与民主”和“1789年的原则与社会学”为代表的诸多文献，以及涂尔干为《社会学年鉴》前两卷撰写的序言，迄今为止始终被学术界公认为是最能体现涂尔干理论倾向与现实关怀的理论文献。读者可以从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怎样从学理上界清“道德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并在充分说明这种观念之限制的情况下，将其诉诸实践的。
本卷选编的第四部分文献，以“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为先导，引入了涂尔干有关社会学及其方法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涂尔干通过“人性的两重性”观念，向我们阐明了他是如何面对、处理和力求解决康德的难题的；因而，读者也可尝试从这篇文章中区辨涂尔干主义与康德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本部分收录的其他文献中，读者也可以通过涂尔干对同时代其他理论家的解析和批评，从更宽广的平面上，把握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观念，洞察涂尔干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相互影响、承续乃至对立的复杂局面。
在本卷的末尾，我们也选编了一些涂尔干关于家庭史和法制史研究的论文，倘若把这些文章与涂尔干很著名的一些著作配合来读，读者想必会得到很多的乐趣和发现。

爱弥尔·涂尔干是与马克思和韦伯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之一。本书援用了大量人类学材料，从图腾制度出发讨论了宗教生活之构成的基本原理及命题，堪称涂尔干所有作品中最精湛的作品，也是最能代表其社会思想取向的文献。此外，本书还反映了涂尔干晚年思想的主要转向，即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道德个体主义的理论企图，其中的若干章节被认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范本。

一手開創詮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紀爾茲，曾在摩洛哥、印尼的爪哇、峇里島等地進行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以這些社會文化為基礎，提出對文化、知識全新的觀點 ——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詮釋》中，他對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討和詮釋，實已超出人類學範圍，影響廣及整個人文科學，如社會學、文化史、文化研究等層面。
本書為紀爾茲繼《文化的詮釋》後另一部重要著作。本書極不同於一般的人類學著作，反而更像一本文藝評論，收錄了包括〈文類的混淆〉、〈在翻譯中發現〉、〈藝術乃一文化體系〉、〈地方知識〉等總共八篇短篇論文，不但以旁徵博引與深具文學性的方式寫作而成，更闡述了其關鍵概念——何謂「詮釋性的人類學」。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本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并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
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为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为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到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皇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了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一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年7月

《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的出版引起英国人自己的大辩论，有人认为它泄露了太多英国人的秘密，也有人认为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人行事风格背后的潜规则。不过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本书实在是太有趣了。“老实说，我真弄不懂，人类学家想要研究那些带有古怪观念、神秘习俗的陌生部族文化，为何非要冒着得痢疾、疟疾的危险，大老远地跑到偏远地方，而最古怪、最叫人费解的部族明明近在眼前嘛。”
为什么英国人一见面总是在谈天气，英国酒吧要有多种游戏器具？为什么英国人似乎都有社交拘泥症，而英国足球流氓却一反常态？《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作者将这些带有民族性的怪癖和性情放在人类学的显微镜下，从中发现了奇异而迷人的文化，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不成文规矩和透着神秘感的行为规范。

《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主要研究合作与集体行动方面的理论观点。
作者布赖恩·斯科姆斯讨论的出发点为法国思想家卢梭《论不平等》中的故事原型。
卢梭在该书中将猎兔与猎鹿进行了对比，猎兔时不合作的风险较小，但回报同样较小；猎鹿时则要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但回报也大得多。理性人一方面考虑风险，另一方面考虑互利。能否成功求解上述问题取决于合作与社会结构的共同进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出现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受多个因素影响，《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强调了其中三大因素：位置（与相邻的人之间的互动）、信号（信息传递）及联合（形成社会网络）。

简介：
本书由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论文组成，分别从“个体与社会”、“自我意识和人类形象”、“我们—自我平衡”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人与人之间总是表现出种种互济的功能，正是这些功能的相互关联才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因而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个体性活动乃是他个人的社会性联系。但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时代的来临，人类获得了一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这种新的自我意识和对人的认识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及权力关系，使得个体和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分裂和对抗。本书在1988年因其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影响而获得欧洲阿玛尔菲奖。
导读：
埃利亚斯不乏老一代大师们的大胆与自信，他也许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读他的著作时不时会让你感叹，若说他的某些观点可比肩马克斯·韦伯，也当之无愧。
——布赖恩·威尔逊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四、五十年间就同一个主题写了三次，业务繁忙的读者挑1987年写成的第三篇（本书第三编）来读似也无妨。这第三篇谈到人类走向更高的认同形式是一种必然，个人、部落、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这样的递进的认同形式，以及联合国这样的洲际联合，是人类并无事先计划、不曾情愿，但照其本性倾向最终半推半就、迂回奔向的目标。这看上去相当高蹈的结论却会给今天很多谈论全球化的学者摆出难题：我们到底是在走向人类组织形式的全球本地化、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本真化，将差异当做抵抗之策略呢，还是在走向“后民族集聚”、世界公民协同性、世界社会？它尤其使我们两个中国读者对这样一些老问题重又辗转反侧起来：
一、中国之于西方的落后及其现代化真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交叉问题：与落后国家比，就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先进社会比，就是憧憬自己的未来？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触及现时社会的各种禁忌，触及每一个单个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个性结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现代化的”，每个民族总是正处于文明的进程里，民族间并不进行着向同一个目标的分立但并行的争逐赛，而是越来越融合的集聚和交汇，所以“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领先？大国或伟大文化在走向人类更大认同中会更困难，就在于它们会更难放下自尊心，追随别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认同，会被其看做沦为二等帝国——英帝国过去一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和中华帝国近几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其性质是一样的？“文明的”欧洲在过去，哪怕在今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中国此刻无法参照西方的框架来决定到底应往哪儿走，当然也就并不一定需要重复欧洲走过的路，因为这是此时的眼光无法预见，连精英知识分子都无法预言的？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更高的认同时的全球化眼光中的我们的国民性（按埃利亚斯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社会习性”或民族国家的“社会习惯”）：新型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国民意识却跟不上？抑或，因为国民意识跟不上，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形式？到现在为止的列宁式的企图将几种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过程并在一起快速完成的做法，才使我们发现：社会改变了，而国民性未变？在全球化，或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越来越认同于更大的共同体结构并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民性或民族情性或民族个性结构，也正随着我们的民族的机运和经历的改变、积累而变化和成长，因为一个民族的各种机运会在几个世纪里积淀到其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结构里，没有两个时代会有相同的国民性的？鲁迅、柏杨所说的“国民性”——其实他们说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早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身上的国民性了？人们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走向各种世界共同体时，其个性结构也同时相应作出了改变？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学、人种学上固定的国民性（《德国人》，第219页）？对国民性的好坏判断，是一种对于“进步”的迷信：国民性落后总指的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身上还残留着以前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特征？国民性之落后最终总只是指社会成员个性结构的改变速度跟不跟得上人类群体向更大的认同单位整合的速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忧虑，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否只是像一个小青年要离开自己的村落，到远方大城市谋生时，为自己的不经世事而生的焦虑和恐惧？从大处说，国民性总只是一个民族像看待别一个民族那样看待自己时所得出的图像，是民族集体关于别的民族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这一点的设想？我们想弄清楚，也希望读者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三、让我们听了很难办的一个观点是，埃利亚斯总是说，人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总是并无事先计划地默默走向了更大的认同。他说，人类身上带有像染色体一样的一些促成人类不断作出更大认同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生理上的社会决定因素”、“一切人共有的人性中的那些常量”（《论时间》，英文版，第142页；另见《死之孤独》，第1节）；“生物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我们真可以推断人类各民族共享着同一种导向更大共同体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大同是共同基因决定？他又说，我们无法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人类中更“文明”的群体，不知道要走向哪种更大的“生存单位”，每一个民族手里都只有像语言这样的象征手段——它使人类能“学习”——来体认、综合自己的认同处境，启蒙、解放之类的话语也都是一些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当代巫师们对未来的参拓和例解，并不是最终方案？这可是一个连康德都不敢去实证的问题（参见《论一句老话：这在理论上虽是正确，在实践中却是无用的》中反驳门德尔松的那一章），难道埃利亚斯说得太轻松了？
四、埃利亚斯说，一个民族从一种认同结构迈向更高的认同结构，其成员的个性结构相对于新认同形式的滞后，需三代人（三、四十年？还是一百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赶上，我们忍不住要推导：等到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跟上了社会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是否又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滞后于是就成了社会中的常态？人类看来会你等我等他等地一直等到大伙儿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认同，才会有一个达到很高交互性的共同体，这中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可怕的变故和反复？埃利亚斯又说，像联合国这样的不尽人意的国际组织最终被人类情感所接受，固定为人类的共同认同机构，需要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可我们却担心，人类最无私的眼光也不一定能比这看得更远，我们如何去要求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在处理当下政治问题时耐心保持黄仁宇所说的这种“长距离眼光”？
五、本书还使我们认识到了普遍人权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改造的根本作用，其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升华作用：落后的国民性由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因为它们可控制信息，政府决策可轻易获得合法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反复论证：不能指望民众的道德来产生出好的体制，而应期望好的体制使民众有好的道德状态；个人是能够成为好公民的，即使他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好人。）它们甚至像恐怖分子那样绑架整个人民，以所谓危险、威胁或别的什么来向主权的实体也就是人民无耻地提条件、勒索，成为人民得罪不起的首恶，这在美国这样的大民主社会里都不能例外。国家在处理利益问题时常常目光短浅，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必须遵照埃利亚斯的教导，限制国家对待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意出让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更有否决权的人类基本权利？”这种人权观念不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国家内不受权利侵害，“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国民性，以更大的认同眼光来认识和捍卫每个个人的人权，乐观向上地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发展抱远大的期望，这是康德以来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思想家一直在教导，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一再被忽略的：各种文化、各种更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必须是使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和已有造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达到空前的无可替代的层次。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国民性永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层次或渐渐融合，但我们却可指望它们在更好的人类共同体里发展到自己的极致，不同，但同样完美（参见《判断力批判》，第83节）？
埃利亚斯是个仁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人类故事里充满同情与期待，其过程（或历史）—社会学能安慰摸索着前行的人类面对波折和倒退时的痛苦。《个体的社会》可能是一本比《圣经》还用意恳切的书，因为后者只将人类血泪汗的真实历史当反面教材，压根不相信人类靠自己能走出自己的生物、人种、历史和形而上学局限性，自己为自己找到更广大的前景，而埃利亚斯却相信人类的这种自救可能，而且只相信这种自救。198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看着当时的苏联还未有倒败的样子，埃利亚斯向人们正式道歉说是他的理论使人们抱了超级大国的对峙最终能在更大的认同中走向合作的希望，他深刻检讨自己的理论的“过分的预言性”。可这道歉未说完一年，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推导出的预言就开始兑现。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参见《德国人》，译者前言）。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终老于阿姆斯特丹。
当代许多诱人的社会学作品都用心理学、生物学或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表达，其他学科一有范式转换，其联系汇率就崩。埃利亚斯却用简短的直陈式来表达，从不用社会学里的人工语言去封固其概念的语义域，读者用不着去推究他所用的一些概念用意之深，尽可以用踏实的常识去意会他。他认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链和未来的联系网络的认识，是随着其日常语言里所形成的越来越综合的语汇而提高，人们的更高的觉悟就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我们想提醒读者不要小看这种平白的表述，其中是夹着惊雷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译着译着竟按捺不住，做起了笔记和推论，译完后自己想去对付很多问题了。
今天在谈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们好像都忘了埃利亚斯早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耳边谈论这个问题。全球化社会学家罗伯逊（1995）费牛劲为人类未来设想的那个“元文化”假设，埃利亚斯早已那么轻松愉快地向我们阐明。布迪厄也应指出他日日用到的habitus（个人社会习性）这一核心概念取自埃利亚斯，等等。
埃氏屡得明师，早早出了开山之作，一生却从未有个合适的教职养家糊口。他曾揣着大学问到邻国一街道炉盖厂做供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退休好久倒讽刺性地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应更能体认这种伟大智者在颠沛与被戏弄后的那种成熟。可贵的是，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不客观。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前　言
群体之于单个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这在目前绝非是明确的。可是，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去关心它为什么不明确了。现有的像“个体”以及“社会”这些常见的概念，前者乃指涉单个的个人，仿佛这个个人是一个全然自为、独自存在的生物，而后者则通常摇摆于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易造成误解的表象之间。在此意义上，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预先向单个的言说者给 定了的话语，那些决定并一同规定了在他们的概念领域里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的概念本身，都使得作为个体来认定的单个个人和被作为社会来表象的人类群体仿佛在本体上是各各不同的东西。
本书要探讨的是“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在其当代形式下所涉及的那些方面，即就人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它为思考和观察人提供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些是相当新颖的。谈论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本身就不同寻常。但这或许会帮助我们能够从对上述两个概念的陈旧的、较为习常的用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用法常常让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直是相互对立的一对，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把我们从前述意义上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即是眼前这部著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要真正完成这个工作，除非我们不是满足于某种否定的态度，即不是单纯批判那种把个体和社会当做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来对待的做法，而是除此以外还确立一种在方式和方法上全新的模式，从而使单个个人无论怎样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群体中，亦即处于社会中。
进行这样的工作乃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我大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我正着手我的《文明的进程》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的最初纲要，那时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著作第二卷里总括性的理论部分来构思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文明的进程》的一些原始清样，其中的内容现在已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在写作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再凸现出来。文明的进程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代交替。如果借助一些能够展现羞耻和难堪的限度值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有关证据，这个进程是可追溯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辈人的后代身处其中的都是文明进程的下一个时期。作为个体，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去适应比前辈人所适应的更靠后的衡量羞耻、难堪以及良知形成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标准。所有社会性的自我规范模式，是单个个人随着他经由教育而逐渐被教化成一个独一的个体时必须独自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为各代人所特有的，并且如此一来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是为各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可以说曾让我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一点，即某种对前一个世纪来说并非是引发羞耻感的东西，可能在后一个世纪就成了十足的羞耻物；反之亦然——我意识到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是可能的。但不管运动的方向究竟如何，变化的证据表明，单个个人在其自身发展中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在加入社会过程这个洪流时所处的地位的规定。
这样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单个个人与社会过程的关系这个问题，必定会突破讨论文明进程那本书的整体框架，尽管这两者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实际联系。一些外在的情况也提醒我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讲文明进程的这本书无论如何已经拉得够长的了。于是，在给它收尾的同时，我删去了其中已经开始的旨在澄清社会和个体之间关系的那部分。但这个论题仍一直让我着迷。我愈来愈明确地看出，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于能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奠定基础。我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就有了第一篇文稿，它构成了本书的开头部分。这篇文稿反映出我早期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思考。同样，由它也可看出，对一个基本论题所做的研究尽管属于较早的一个时期，但对问题的阐述仍葆有其自身的价值，虽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本身业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往往会抵挡不住这样一种想法：借助研究过程不同阶段上的真实文献去重构较为全面的和较为晚近的对某一问题的解决的发展过程，则这一解决的下一个阶段会变得容易起来。通过了解早期的尽管是比较有限的，但仍不失其自身价值的对问题的解决，去追溯导致以后的对该问题较为全面的解决的发展过程——这种可能性会使读者省去在把握那些对问题的较晚近的解决（它们好像既无早先的尝试亦无思想劳作的发展，是在某个特定个人的脑子里凭空产生的）上的困难。我对眼前的这本书的构想却与此不同，它构成了本书现有结构的基础。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作者早期对于人类群体中的单个个人这个难题所做的探讨，如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第二部分提供了我后来仍就这个难题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例证。第三部分是这个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后阶段的结果。
我对社会和个体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足足五十年的时间，我的研究方法的变化反映出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个体及社会所经历的某些具体变化。这相应地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有了改变，甚至是以其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诸种社会的单个个人在理解自身方面的变化，亦即——简言之，在个体的自我经验和社会习性方面也与以往存在着诸多不同。另一方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人们切近上述问题的整个方式和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问题自身变得具体起来。概念的构成愈益切近社会中单个个人可被观察的境况。与此同时，不无悖论地出现了将概念往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提升的情况。这种提升在我们—自我平衡（Wir-Ich-balance）这个概念里得到了典型的表述。这个概念暗示我们，单个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我们—认同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就固定的，正相反，它处于十分具体的变化中。在那些较小的、相对单一的部落里，这种关系有别于它在那些同时代的组织庞大的工业国家中的情形；在和平时期，它又不同于在同时代的战争状态下的情形。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的难题，只要人们把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仍设想成某个无我们的我（Wirloses Ich），它就依然是个未解的谜；有鉴于此，以下我们将把这个难题作为展开我们的论述和探究的开始。
诺贝特·埃利亚斯
编辑后记
本卷第一编写于1939年或稍早的时候；当时计划发表于瑞典一家期刊，但终因期刊未出而搁置。目前这一文本是从幸存下来的1939年版本那儿复制成的，略去了后来各个不同时期里偶尔（并不一贯地）所作的一些修正和添加。确立这一版本的重要帮助，是1939年在瑞典制定的原稿；这一文本在1983年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斯·朗尼比作为复制的打印稿出版，还附有他的一篇历史—语文学性质的导言。
第二编可能是在较后的但无法确定的（约在40—50年代间）年代写成，可能有好几稿。这一文本的几个段落是对第一编的直接修改。
第三编是1986/1987年冬天为这一版本所写。
米歇尔·施略特

本书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等多种角度，探讨群体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下的自我塑造，缕析民族主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以及认同问题对个人心理的巨大冲击。作者返回源头，从人性的基本面，考察群体认同的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缠扭结，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在全球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世界抹平的今天，人类各种族间的冲突却呈愈演愈烈之势，现代人对归属感的需要也变得空前迫切，焦虑感与孤独感成为心头的梦魇，挥之不去。阅读本书，既像是在读历史，又像是在读预言。读历史，是作者30年前所点名的族群冲突点已经一一爆发；读预言，则是作者早已看到一些进行式的和未来式的族群冲突。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群氓之族》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有广泛的影响力，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来探讨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