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862年1月20日，美国人埃德温·史密斯获得了两卷古埃及的纸草书，其中提到的一味药——柳树，作为药物的关键成分就是后来被称为灵药的阿司匹林。本书就是从数千年前的药方开始的。英国的爱德华·斯通牧师1763年4月给皇家学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报告他用柳粉治病的情况。到了19世纪初，研究柳树皮重新受到重视，多位化学家提炼出了其中的有效成分和提炼的方法，犹如一幅拼图中的各个部分，分别被不同的人造出来，最后终于形成了阿司匹林的完整图画——在拜尔公司，化学家们注意到柳苷、水杨酸、水杨酸钠的治疗效果，但对胃的伤害很大，于是他们着手研制一种不会“烧心”的药物，于是产生了“乙酰水杨酸”，为了便于商业推广，他们选用了“乙酰”的第一个字母a和绣线菊的前几个字母spir，再加上后缀in，组成了aspirin。1899年7月，划时代的阿司匹林头产了。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此后的专利、商业大战等一些列故事等着您去看。

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全书以文学的笔法记录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瘟疫爆发以及研究的过程，冷静地分析了瘟疫产生的根源。

鼻塞、腹痛、关节疼痛，这些对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
疾痛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给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难。腰酸背痛使我们分神，影响工作效率；头痛会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成绩下降；而有些疾病引发的性无能，甚至会导致婚姻破裂。
对一位单身母亲而言，高血压不仅意味着要少吃盐，还跟女儿的失学和早孕有关；而作为一位弱势群体的成员，社会的歧视、不公以及孤立，或许才是其身体持续疼痛的根源。长期紧张的父子关系，导致病患的双腿突然麻痹瘫痪；而换一个压力不那么大的工作环境，也会使一度恶化的哮喘慢慢痊愈。
然而，在大多数医生眼中，疾病才是问题所在。现代医疗系统，将我们鲜活的疾痛经验，解释为一种生物结构或是生理功能的变异，仅仅与身体有关。
对此，哈佛精神病医师与人类学家克莱曼博士，从其20年来的临床治疗和数百个真实病案中发现，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讲述这些疾痛故事，不但对于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有着极大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医患关系和人性化的医疗体系改革，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