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无旧恩可报，也无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罗网和政治漩涡。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事实行了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用心做事、谨言慎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守拙安愚、有所不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终于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本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并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
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竭力解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有些国家为什么走上绝对主义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宪政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官僚制的管理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却仍然依附于一种世袭制？
本书展示了一种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埃特曼主张，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有两个因素——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各级地方政府组织，以及连绵不断出现地缘军事竞争的时间安排——可以解释其中的绝大多数变化。本书利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发现以及历史学界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为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范例。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圳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20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极端的年代》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1914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19世纪。尽管我在研究20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20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1914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20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为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为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到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皇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了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一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年7月

秀吉的继任者德川家康在1615年关闭了神社，以阻止对他所替代人物的不合时宜的忠诚显示。然而秀吉在此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说书人无休无止地叙述着一个较任何前人更为深刻改变其国家的领袖的故事。作为一名将领，他在一个世纪的内战之后统一日本；作为一名执政者，他为此后差不多三百年和平统治垒下基础；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表演家，他把新的辉煌带入权力。秀吉是前近代日本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人物。

1862年1月20日，美国人埃德温·史密斯获得了两卷古埃及的纸草书，其中提到的一味药——柳树，作为药物的关键成分就是后来被称为灵药的阿司匹林。本书就是从数千年前的药方开始的。英国的爱德华·斯通牧师1763年4月给皇家学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报告他用柳粉治病的情况。到了19世纪初，研究柳树皮重新受到重视，多位化学家提炼出了其中的有效成分和提炼的方法，犹如一幅拼图中的各个部分，分别被不同的人造出来，最后终于形成了阿司匹林的完整图画——在拜尔公司，化学家们注意到柳苷、水杨酸、水杨酸钠的治疗效果，但对胃的伤害很大，于是他们着手研制一种不会“烧心”的药物，于是产生了“乙酰水杨酸”，为了便于商业推广，他们选用了“乙酰”的第一个字母a和绣线菊的前几个字母spir，再加上后缀in，组成了aspirin。1899年7月，划时代的阿司匹林头产了。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此后的专利、商业大战等一些列故事等着您去看。

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全书以文学的笔法记录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地瘟疫爆发以及研究的过程，冷静地分析了瘟疫产生的根源。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2011 film by Wang Quan'an

《世界现代设计史》共分九章，对世界现代设计史的源流、发展及现状进行通论式的阐述，描述世界现代设计史上的各个时期重要流派、重要人物、重要作品，展现世界现代设计史的基本轮廓、构建基本框架。

我国学术界对塔尔蒙的这部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就译者视野所及，许多言及这部著作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没有细读过它，所以，把它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还是一件必要的有益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可以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塔尔蒙的这部著作是他著述中最出名的一部，如他在前言所述，把此书作为第一卷，以后又写了它的续集——第二、第三卷。在第二卷，他围绕1848年革命，通过社会经济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对比，追述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救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的冲突，对那个时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所涉及；第三卷中，他的视线转移到了20世纪的现代，准备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纳粹会登上政治舞台？为何20世纪会挣扎在残害、强权、仇恨的毒海中?他的答案：除了国家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的后叶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抵抗的精神力量的强大而又迅速。不知道是否有同好对把第二、第三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感兴趣?另外，塔尔蒙的这部著作中，导师拉斯基对他的影响，也随处可以读到，希望国内有研究条件的学人也能对拉斯基学说多做介绍。
因为失业日久，可以说是在贫病交迫、心力俱瘁的状态和孤寂的心境中，勉力最后完成这译稿的。其间，还曾在连续40度的盛夏，因为没有空调，电脑的故障，已经译成汉语的12万个字码的消失殆尽，几乎失去重头开始、继续伏案下去的勇气。最后校正的阶段，正值萧疏的深秋，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到来，心底里难免对未来的人生更添几分惆怅。

这部文化史是试图对人类进化的过程进行追踪寻迹，亦即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好地顺应或扭转这一进程而锤炼出的反映人类进货的种种表现形式的进展过程。这些人类的表现形式极富人情味，饱含着人性，总之，是完完全全渗透着人类精神的。这一重担今日以又落到了文化史家的身上，他们在人文科学大合唱中理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也是对此所作出的一份功绩。洪流总是以同样奔放的激情卷走着现实和现实的幻象、存在和梦想、痛苦和希望、特质境况和力图超越这的愿望。
《法国文化史》，较之法国和欧洲及国内上进或编撰的同类著作，它是一部厚积薄发、完整系统的法国文化通史。它是图文并茂的文化通史，其中许多历史文物插图为法国首次刊载。它是一部在材料上具有原创性、在学术上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史著作，它出自经院学者这后，无经院学人通常的学究气，文字精练流畅、清新可读。

《建筑十书》是西方古典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建筑全书，也是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建筑学著作。一部西方建筑史就是一部维特鲁威的接受史，两千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师和理论家对于维特鲁威的认识和评价，折射出建筑观念的流变，也决定了西方城市与乡村的景观。除了建筑史的价值外，它还是一部真正的古代文化百科全书，广泛涉及哲学、历史、文献学、数学、几何学、机械学、音乐学、天文学、测量学、造型艺术等诸多领域，它所记载的不少史料在其他文献中已无法寻觅，为科技史、文献学与语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维特鲁威生活在罗马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重要转折期，他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不遗余力地维护着从古希腊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观和建筑理想。他在书中所强调的建筑师的通识教育、知识的统一性、建筑的意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建筑与社会伦理、人类健康与环境等问题，至今仍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本中译本根据剑桥大学1999年的英译评注本译出，此版本是唯一的英文评注本，也是所有现代语言版本中插图最丰富的版本，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古典学与艺术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当今，处于国际视野下的我国的建筑学与美术学，迫切需要系统引入西方经典文献，尤其是经典著作的新译本，以奠定学科的基础，并惠及其他人文学科。

In 500 B.C., during Chinas fame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ong Ze (Confucius), a commoner reverred for his outstanding wisdom, is made Minister of Law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Lu. Under his inspired leadership, Lu ascends to new heights but becomes a target of conquest for the warlike nation of Qi. Threatened with annihilation by their powerful neighbour, a desperate people turn to their greatest teacher to lead their most powerful army. When Confucius delivers a stunning victory against all odds, a jealous aristocracy sets out to destroy him, but they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a remarkable man whose wisdom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word.

2011 film by Daniel Lee

法国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震惊了全世界。这场风暴过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事后影响。这是大学危机还是文化危机？是精神造反还是政治密谋？是诗意反抗还是阶级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泄还是革命的暴风骤雨？本辑的五月风暴专号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顾和分析。五月风暴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退色，反而越来越突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表面。

弗朗索瓦·多斯描述了年鉴学派大刀阔斧夺取权力的过程，及其在战略方面显示的巨大才能。该学派从不拒绝传媒、商业利益和广告宣传，因为在当今社会没有它们的帮助便会一事无成。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的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

一部好莱坞电影发展史主是一部被经济利益驱动的投机史。只有通过对电影作为商品性存在的彻底接受，而不是否认，我们才能最完整地理解它。电影工来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影片的本身能产生多少利润，而在于它为电影业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多少机会。电影为这个魔术般的王国提供了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