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工业化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兴起向社会科学提出了这样一些紧迫问题：为什么政治冲突正是在那些似乎已被福利国家的许诺和劳资冲突的制度化所安抚、平定的社会中走向激进的？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安宁和富足中通过社会化进入政治生活的那一代人会诉诸暴力？为什么在“第一世界”中，警察会被命令向政治示威者们开枪射击？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提出一项对政治暴力的性质和结构的经验研究。当大多数社会运动研究集中于单一国家研究时，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就在用比较研究的方案，分析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通过广泛地运用官方文献和深度访谈，德拉波尔塔解释了事件参与者对外部政治现实的构建。她运用经验数据来建立一个关于政治暴力的中层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在宏观层次上，对社会运动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在中观层次上，对作为政治暴力倡导者的激进组织的发展化的分析；在微观层次上，对“武装分子”身份和反主流文化建构历程的分析。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通过研究那些其中出现暴力的社会运动家族，并把社会运动和制度相联系，最后提出对政治暴力性质的系统性分析（紧紧地建基于历史）。作者做出了一项卓越的综合性研究，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在体制性政治的研究领域中为政治暴力研究取得一个位置。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提出对法律和宪法的范式性背景理解加以澄清，它所针对的是法学界日益流行的法律怀疑论，尤其是我怕谓的虚假实在论，它低估了现存法律实践的那些规范性预设的经验效用。在我们自17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着的关于政治共同体之法律构成的讨论中，还表现出了一种对整个现代笥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不仅存在于一种普遍主义道德意识的种种证据之中，而且存在于民主法治国的自由建制之中。商谈论所要做的工作，是对这种自我理解作一种重构，使它能维护自己的规范性硬核，既抵制科学主义的还原，也抵制审美主义的同化。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哈贝马斯很好的著作。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本书编译鲍德里亚、齐泽克、罗蒂、阿甘本、巴迪欧、朗西埃、伊格尔顿和维利里奥等对911事件的思考，尽管此一事件已经过去十周年，却仿佛昨日。在这个世界上，恐怖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现有的政治状态与恐怖主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相信在阅读这本编译小集的时候，可以触及 关于恐怖主义的某些端倪。

本书的目的是引入政治学当中一些重要和著名的定律和理论。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本书汇集了政治学学科中最不可或缺的、传之久远的定律、理论、命题、概括以及基本的思维结构。它讨论了最著名的各项定律和理论，它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表现出持久性和重要性，并继续是本学科当今一般思维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宗旨是为这些定律和理论提供一个导论，这些定律和理论横跨政治学的各个次领域。由于这些定律和理论并无国界，因而它们对全世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都是重要的。

What does the durabilit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have to do with how actors form knowledge about them? Andreas Glaeser investigates this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fascinating historical case: socialist East Germany's unexpected self-dissolution in 1989. His analysis builds on extensiv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ormer secret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dissidents they tried to control as well as research into the documents both groups produced. In particular, Glaeser analyzes how these two opposing facti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t project came to change in response to countless everyday experiences. These investigations culminate in answers to two questions: why did the officers not defend socialism by force? And how was the formation of dissident understandings possible in a state that monopoliz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formation? He also explores why the Stasi, although always well informed about dissident activities, never developed a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dissidence. Out of this ambitious study, Glaeser extracts two distinct lines of thought. On the one hand he offers an epistemic account of socialism's failure that differs markedly from existing explan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e develops a theory - a sociology of understanding - that shows us how knowledge can appear validated while it is at the same time completely misleading.

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五十多年以来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进程，那么人们会发现，科耶夫所勾勒的那个“拉丁帝国”看起来倒更像是今天欧盟的蓝图。
“拉丁帝国”将会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经济上的盈余会愈来愈多地被用来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闲暇；(马克思早期所提倡的)劳动的人性化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闲暇的人性化。在这里，科耶夫头脑里面所想的乃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面向所有人的闲暇，而不是福山所描绘的“最后的人”的堕落。闲暇的人性化意味着目的性与创造性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人们可以自发地、在摆脱了游乐所特有的那种必要性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而达到。——霍斯

《法权现象学纲要》是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的一部深刻阐释其哲学思想的著作。科耶夫的法权-政治哲学的首要特质是世俗化，在他那里，“人性”（而非“神性”）和“现代性”（而非“古典”）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文明的尽头将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普世均质的社会。在这方面，科耶夫的思想与索洛维约夫、施特劳斯等人截然不同。法权现象首先被科耶夫简要地概括为“正义的实现”，法律性活动作为一种独立于其它政治性、宗教性、道德性、文化性活动的现象被提了出来。科耶夫将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建立在各种法权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在形而上层面，他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明确提出“贵族的平等性正义”、“资产阶级的等价性正义”和“公民的合题性正义”三种法权，并详细阐述其中“正”、“反”、“合”的演变规律；在形而下层面，作者对各种法律现象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各种公法、私法，国际法、国内法，以及它们与法律性本质之间的关系。由此，科耶夫独特的法权-政治哲学体系得以建立。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竭力解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有些国家为什么走上绝对主义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宪政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官僚制的管理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却仍然依附于一种世袭制？
本书展示了一种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埃特曼主张，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有两个因素——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各级地方政府组织，以及连绵不断出现地缘军事竞争的时间安排——可以解释其中的绝大多数变化。本书利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发现以及历史学界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为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范例。

本书汇编了施特劳斯的若干单篇文章、讲学稿和未刊文稿，旨在为了解施特劳斯的学问品质和学术关怀提供恰切的基本文献，实可作为施特劳斯学问的入门读物。第一编的文章表达了施特劳斯对于我们时代精神危机的看法，第二编意图介绍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看法。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不是一个传统不加自我检审的重生。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需要从与其敌手的对话中、或在此基础上日益回归。于是施特劳斯延续着迈蒙尼德的辩证法：据施特劳斯判断，这位哲人对古典理性主义进行了最深刻同时也、也即收获最为丰厚的批判。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套装上下册)》展现了阿尔都塞作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崭新的思想水平，被西方思想理论界视为一部最具代表的著作。路易·阿尔都塞是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父。他曾是西方现代马克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也曾被引进中国。受到广泛地关注。这本选集是他对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新反思和自我批评。书中以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思考为主题，收入了他最具代表意义的几部著作，包括《哲学课》、《马基雅维利和我们》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经典文本。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简介：
本书由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论文组成，分别从“个体与社会”、“自我意识和人类形象”、“我们—自我平衡”这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人与人之间总是表现出种种互济的功能，正是这些功能的相互关联才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因而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个体性活动乃是他个人的社会性联系。但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时代的来临，人类获得了一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这种新的自我意识和对人的认识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及权力关系，使得个体和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分裂和对抗。本书在1988年因其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大影响而获得欧洲阿玛尔菲奖。
导读：
埃利亚斯不乏老一代大师们的大胆与自信，他也许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读他的著作时不时会让你感叹，若说他的某些观点可比肩马克斯·韦伯，也当之无愧。
——布赖恩·威尔逊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四、五十年间就同一个主题写了三次，业务繁忙的读者挑1987年写成的第三篇（本书第三编）来读似也无妨。这第三篇谈到人类走向更高的认同形式是一种必然，个人、部落、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这样的递进的认同形式，以及联合国这样的洲际联合，是人类并无事先计划、不曾情愿，但照其本性倾向最终半推半就、迂回奔向的目标。这看上去相当高蹈的结论却会给今天很多谈论全球化的学者摆出难题：我们到底是在走向人类组织形式的全球本地化、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本真化，将差异当做抵抗之策略呢，还是在走向“后民族集聚”、世界公民协同性、世界社会？它尤其使我们两个中国读者对这样一些老问题重又辗转反侧起来：
一、中国之于西方的落后及其现代化真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交叉问题：与落后国家比，就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先进社会比，就是憧憬自己的未来？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触及现时社会的各种禁忌，触及每一个单个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个性结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现代化的”，每个民族总是正处于文明的进程里，民族间并不进行着向同一个目标的分立但并行的争逐赛，而是越来越融合的集聚和交汇，所以“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领先？大国或伟大文化在走向人类更大认同中会更困难，就在于它们会更难放下自尊心，追随别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认同，会被其看做沦为二等帝国——英帝国过去一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和中华帝国近几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其性质是一样的？“文明的”欧洲在过去，哪怕在今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中国此刻无法参照西方的框架来决定到底应往哪儿走，当然也就并不一定需要重复欧洲走过的路，因为这是此时的眼光无法预见，连精英知识分子都无法预言的？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更高的认同时的全球化眼光中的我们的国民性（按埃利亚斯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社会习性”或民族国家的“社会习惯”）：新型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国民意识却跟不上？抑或，因为国民意识跟不上，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形式？到现在为止的列宁式的企图将几种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过程并在一起快速完成的做法，才使我们发现：社会改变了，而国民性未变？在全球化，或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越来越认同于更大的共同体结构并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民性或民族情性或民族个性结构，也正随着我们的民族的机运和经历的改变、积累而变化和成长，因为一个民族的各种机运会在几个世纪里积淀到其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结构里，没有两个时代会有相同的国民性的？鲁迅、柏杨所说的“国民性”——其实他们说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早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身上的国民性了？人们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走向各种世界共同体时，其个性结构也同时相应作出了改变？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学、人种学上固定的国民性（《德国人》，第219页）？对国民性的好坏判断，是一种对于“进步”的迷信：国民性落后总指的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身上还残留着以前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特征？国民性之落后最终总只是指社会成员个性结构的改变速度跟不跟得上人类群体向更大的认同单位整合的速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忧虑，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否只是像一个小青年要离开自己的村落，到远方大城市谋生时，为自己的不经世事而生的焦虑和恐惧？从大处说，国民性总只是一个民族像看待别一个民族那样看待自己时所得出的图像，是民族集体关于别的民族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这一点的设想？我们想弄清楚，也希望读者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三、让我们听了很难办的一个观点是，埃利亚斯总是说，人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总是并无事先计划地默默走向了更大的认同。他说，人类身上带有像染色体一样的一些促成人类不断作出更大认同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生理上的社会决定因素”、“一切人共有的人性中的那些常量”（《论时间》，英文版，第142页；另见《死之孤独》，第1节）；“生物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我们真可以推断人类各民族共享着同一种导向更大共同体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大同是共同基因决定？他又说，我们无法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人类中更“文明”的群体，不知道要走向哪种更大的“生存单位”，每一个民族手里都只有像语言这样的象征手段——它使人类能“学习”——来体认、综合自己的认同处境，启蒙、解放之类的话语也都是一些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当代巫师们对未来的参拓和例解，并不是最终方案？这可是一个连康德都不敢去实证的问题（参见《论一句老话：这在理论上虽是正确，在实践中却是无用的》中反驳门德尔松的那一章），难道埃利亚斯说得太轻松了？
四、埃利亚斯说，一个民族从一种认同结构迈向更高的认同结构，其成员的个性结构相对于新认同形式的滞后，需三代人（三、四十年？还是一百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赶上，我们忍不住要推导：等到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跟上了社会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是否又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滞后于是就成了社会中的常态？人类看来会你等我等他等地一直等到大伙儿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认同，才会有一个达到很高交互性的共同体，这中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可怕的变故和反复？埃利亚斯又说，像联合国这样的不尽人意的国际组织最终被人类情感所接受，固定为人类的共同认同机构，需要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可我们却担心，人类最无私的眼光也不一定能比这看得更远，我们如何去要求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在处理当下政治问题时耐心保持黄仁宇所说的这种“长距离眼光”？
五、本书还使我们认识到了普遍人权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改造的根本作用，其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升华作用：落后的国民性由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因为它们可控制信息，政府决策可轻易获得合法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反复论证：不能指望民众的道德来产生出好的体制，而应期望好的体制使民众有好的道德状态；个人是能够成为好公民的，即使他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好人。）它们甚至像恐怖分子那样绑架整个人民，以所谓危险、威胁或别的什么来向主权的实体也就是人民无耻地提条件、勒索，成为人民得罪不起的首恶，这在美国这样的大民主社会里都不能例外。国家在处理利益问题时常常目光短浅，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必须遵照埃利亚斯的教导，限制国家对待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意出让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更有否决权的人类基本权利？”这种人权观念不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国家内不受权利侵害，“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国民性，以更大的认同眼光来认识和捍卫每个个人的人权，乐观向上地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发展抱远大的期望，这是康德以来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思想家一直在教导，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一再被忽略的：各种文化、各种更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必须是使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和已有造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达到空前的无可替代的层次。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国民性永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层次或渐渐融合，但我们却可指望它们在更好的人类共同体里发展到自己的极致，不同，但同样完美（参见《判断力批判》，第83节）？
埃利亚斯是个仁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人类故事里充满同情与期待，其过程（或历史）—社会学能安慰摸索着前行的人类面对波折和倒退时的痛苦。《个体的社会》可能是一本比《圣经》还用意恳切的书，因为后者只将人类血泪汗的真实历史当反面教材，压根不相信人类靠自己能走出自己的生物、人种、历史和形而上学局限性，自己为自己找到更广大的前景，而埃利亚斯却相信人类的这种自救可能，而且只相信这种自救。198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看着当时的苏联还未有倒败的样子，埃利亚斯向人们正式道歉说是他的理论使人们抱了超级大国的对峙最终能在更大的认同中走向合作的希望，他深刻检讨自己的理论的“过分的预言性”。可这道歉未说完一年，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推导出的预言就开始兑现。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参见《德国人》，译者前言）。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终老于阿姆斯特丹。
当代许多诱人的社会学作品都用心理学、生物学或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表达，其他学科一有范式转换，其联系汇率就崩。埃利亚斯却用简短的直陈式来表达，从不用社会学里的人工语言去封固其概念的语义域，读者用不着去推究他所用的一些概念用意之深，尽可以用踏实的常识去意会他。他认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链和未来的联系网络的认识，是随着其日常语言里所形成的越来越综合的语汇而提高，人们的更高的觉悟就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我们想提醒读者不要小看这种平白的表述，其中是夹着惊雷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译着译着竟按捺不住，做起了笔记和推论，译完后自己想去对付很多问题了。
今天在谈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们好像都忘了埃利亚斯早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耳边谈论这个问题。全球化社会学家罗伯逊（1995）费牛劲为人类未来设想的那个“元文化”假设，埃利亚斯早已那么轻松愉快地向我们阐明。布迪厄也应指出他日日用到的habitus（个人社会习性）这一核心概念取自埃利亚斯，等等。
埃氏屡得明师，早早出了开山之作，一生却从未有个合适的教职养家糊口。他曾揣着大学问到邻国一街道炉盖厂做供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退休好久倒讽刺性地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应更能体认这种伟大智者在颠沛与被戏弄后的那种成熟。可贵的是，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不客观。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前　言
群体之于单个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这在目前绝非是明确的。可是，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去关心它为什么不明确了。现有的像“个体”以及“社会”这些常见的概念，前者乃指涉单个的个人，仿佛这个个人是一个全然自为、独自存在的生物，而后者则通常摇摆于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易造成误解的表象之间。在此意义上，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个人的彼岸。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预先向单个的言说者给 定了的话语，那些决定并一同规定了在他们的概念领域里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的概念本身，都使得作为个体来认定的单个个人和被作为社会来表象的人类群体仿佛在本体上是各各不同的东西。
本书要探讨的是“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在其当代形式下所涉及的那些方面，即就人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它为思考和观察人提供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些是相当新颖的。谈论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本身就不同寻常。但这或许会帮助我们能够从对上述两个概念的陈旧的、较为习常的用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用法常常让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直是相互对立的一对，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把我们从前述意义上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即是眼前这部著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要真正完成这个工作，除非我们不是满足于某种否定的态度，即不是单纯批判那种把个体和社会当做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来对待的做法，而是除此以外还确立一种在方式和方法上全新的模式，从而使单个个人无论怎样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群体中，亦即处于社会中。
进行这样的工作乃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我大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我正着手我的《文明的进程》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的最初纲要，那时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著作第二卷里总括性的理论部分来构思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文明的进程》的一些原始清样，其中的内容现在已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在写作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再凸现出来。文明的进程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代交替。如果借助一些能够展现羞耻和难堪的限度值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有关证据，这个进程是可追溯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辈人的后代身处其中的都是文明进程的下一个时期。作为个体，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去适应比前辈人所适应的更靠后的衡量羞耻、难堪以及良知形成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标准。所有社会性的自我规范模式，是单个个人随着他经由教育而逐渐被教化成一个独一的个体时必须独自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为各代人所特有的，并且如此一来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是为各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可以说曾让我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一点，即某种对前一个世纪来说并非是引发羞耻感的东西，可能在后一个世纪就成了十足的羞耻物；反之亦然——我意识到相反方向的运动也是可能的。但不管运动的方向究竟如何，变化的证据表明，单个个人在其自身发展中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在加入社会过程这个洪流时所处的地位的规定。
这样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单个个人与社会过程的关系这个问题，必定会突破讨论文明进程那本书的整体框架，尽管这两者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实际联系。一些外在的情况也提醒我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讲文明进程的这本书无论如何已经拉得够长的了。于是，在给它收尾的同时，我删去了其中已经开始的旨在澄清社会和个体之间关系的那部分。但这个论题仍一直让我着迷。我愈来愈明确地看出，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于能给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奠定基础。我没有中断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就有了第一篇文稿，它构成了本书的开头部分。这篇文稿反映出我早期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思考。同样，由它也可看出，对一个基本论题所做的研究尽管属于较早的一个时期，但对问题的阐述仍葆有其自身的价值，虽然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本身业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往往会抵挡不住这样一种想法：借助研究过程不同阶段上的真实文献去重构较为全面的和较为晚近的对某一问题的解决的发展过程，则这一解决的下一个阶段会变得容易起来。通过了解早期的尽管是比较有限的，但仍不失其自身价值的对问题的解决，去追溯导致以后的对该问题较为全面的解决的发展过程——这种可能性会使读者省去在把握那些对问题的较晚近的解决（它们好像既无早先的尝试亦无思想劳作的发展，是在某个特定个人的脑子里凭空产生的）上的困难。我对眼前的这本书的构想却与此不同，它构成了本书现有结构的基础。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作者早期对于人类群体中的单个个人这个难题所做的探讨，如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第二部分提供了我后来仍就这个难题进行的进一步研究的例证。第三部分是这个研究工作迄今为止最新的、也是最后阶段的结果。
我对社会和个体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经历了足足五十年的时间，我的研究方法的变化反映出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个体及社会所经历的某些具体变化。这相应地也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有了改变，甚至是以其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诸种社会的单个个人在理解自身方面的变化，亦即——简言之，在个体的自我经验和社会习性方面也与以往存在着诸多不同。另一方面，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人们切近上述问题的整个方式和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问题自身变得具体起来。概念的构成愈益切近社会中单个个人可被观察的境况。与此同时，不无悖论地出现了将概念往更高层次的综合性提升的情况。这种提升在我们—自我平衡（Wir-Ich-balance）这个概念里得到了典型的表述。这个概念暗示我们，单个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我们—认同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就固定的，正相反，它处于十分具体的变化中。在那些较小的、相对单一的部落里，这种关系有别于它在那些同时代的组织庞大的工业国家中的情形；在和平时期，它又不同于在同时代的战争状态下的情形。个体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的难题，只要人们把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仍设想成某个无我们的我（Wirloses Ich），它就依然是个未解的谜；有鉴于此，以下我们将把这个难题作为展开我们的论述和探究的开始。
诺贝特·埃利亚斯
编辑后记
本卷第一编写于1939年或稍早的时候；当时计划发表于瑞典一家期刊，但终因期刊未出而搁置。目前这一文本是从幸存下来的1939年版本那儿复制成的，略去了后来各个不同时期里偶尔（并不一贯地）所作的一些修正和添加。确立这一版本的重要帮助，是1939年在瑞典制定的原稿；这一文本在1983年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斯·朗尼比作为复制的打印稿出版，还附有他的一篇历史—语文学性质的导言。
第二编可能是在较后的但无法确定的（约在40—50年代间）年代写成，可能有好几稿。这一文本的几个段落是对第一编的直接修改。
第三编是1986/1987年冬天为这一版本所写。
米歇尔·施略特

这本书不讲政治，而是讲政治性，不讲政府政治，而是讲原则后面的原则，权力背后的权利，共同体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它的主题是：如何使当代政治更开放，如何将更多的缺席的他者引如我们的开放政治？

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正是改建北京城。50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本書所指的「空間政治」，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了解中共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1806—1873）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61年。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围绕这一主题，主要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与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内容。但书中也指出了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的弊端及其危险性。此外，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中，对作为美国建国理据的政治哲学，迈克尔·扎科特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全面研究了辉格党或反对派传统在英格兰的发展情况，论证了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反对派传统：新教徒的、格劳秀斯的和洛克的传统。在英国内战前，找到“一个真正的新教政治”的努力激发出了第一种反对派，他们的努力在王位空缺期行将结束之际被认为是失败之举。复辟期间出现的辉格党找到了一种为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的方式，脱离了先前阶段的宗派神学冲突。辉格党特别受到荷兰的自然法哲学家格劳秀斯的影响。然而，正如扎科特所指出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洛克已经取代格劳秀斯成为辉格党的哲学家。扎科特的分析以对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两人合用“加图”为笔名）的敏锐考察而结尾。据他辩称，加图将洛克的政治哲学与先前的辉格党政治学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全新有力的合成体，正是这种“新共和主义”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离开欧洲大陆的哲学依据。

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是加拿大著名哲学教授威尔·金里卡近6年来对西方国家中族裔文化群体的地位和权利问题精心研究的成果，也是近几年在论述西方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论文集。作者从政治、体制、教育、语言等方面对西方民族主义作了系统的研究，并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自由、公正、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内对其加以归纳和阐述。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少数群体权利辩论的演进”，总结了以往15年间族裔文化少数群体权利辩论的演进过程；第二部分“族裔文化公正”，讨论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族裔文化公正的要求；第三部分“误解民族主义”，论述了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通常抱有的错误解释和观念；第四部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公民”，探讨了民主公民的实践在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得以保持和发展。
本书以资料翔实，分析精到，且有相当的前瞻性，反映了当下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理论的最新动态，对我国读者了解西方国家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众的反叛》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威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这一切被作者加赛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并在这部影响卓著的作品中做了详尽的表述。在书中，作者对于公众主导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危险性进行了准确地预见(后来欧洲公共生活的巨大灾难不幸应和了作者的预言)，并进而质疑了公众能胜任这种支配角色的带有先验特征的命题。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是有巨大帮助的，这也是我们将这部著作引见给中国读者的最主要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