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历史》第三卷主要从肌体与知识、欲望与标准、异常与危险性、苦难与暴力、目光与表演五个方面对20世纪身体的历史进行了论述。在20世纪，投射在身体上的目光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人体从未如此深入地被医学视觉技术洞察；私密的两性身体从未经历如此多的曝光；表现身体遭受战争和集中营暴行的影像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从未达到如此无与伦比的程度；以身体为对象的表演也从未如此接近由当代绘画、摄影和电影给身体的形象所带来的巨大颠覆。“我的身体还一直是我的身体吗？”身体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身体的历史》第二卷主要论述了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体的历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医学、宗教、艺术和社会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人们对于身体的看法和认识。第二部分从肌体接触所带来的快乐和由杀戮、受刑、强奸、工伤引起的痛苦两个方面对身体文化的核心进行了阐释。第三部分从残疾身体、身体卫生与外表修饰、经过锻炼的身体这几点对身体进行了考察。本卷试图在供科学研究的身体与使人快乐和受痛苦折磨的身体两种视角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身体的历史》第一卷主要论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身体的历史。全书从宗教、医学、文学、性、体育锻炼等各个角度，向我们展现了“现代”身体出现的过程，认为在这一时期身体经历了一种双重张力：既突出集体的强制性又强调个体的解放。束缚和解放这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赋予现代身体一个合乎规格的清晰轮廓。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28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重视，《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其命名为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予以阐发。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呈现为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即使在安阳，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史语所在安阳之外尚有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和发掘。史语所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尝试在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甚至发展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传统上的四裔地区在建构乡土历史的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也暗伏于特定的研究主题中。非科学发掘和古物流通既往被贬抑为缺乏科学价值，甚至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的活动，但不乏资料和方法价值。此外，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也有少数得到不同学术传统共同关注的课题。最后，西方考古学史、类型和发掘方法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值得讨论。《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的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止步于按照年代关系排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交往，而应该展示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上范式的形成和转型。

施尼兹勒，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伍迪艾伦之前格林威治村“愤青”们的榜样，纳粹焚书的第一批受难者；他的日记，被史学家盖伊当做叙事的线索，为我们讲述了中产阶级形成的百年史。
从盖伊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统一和自为的阶级，他们分散在各个阶层里，他们之间发生着无数日常的和委琐的利益冲突，他们通常具有政治上的软弱性。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政治胜利，按照社会学家赫希曼的看法，恰好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从来不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从来只打算通过金钱而不打算通过权力和名声获取满足感。

本书系汉语世界首次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学术专著。 全书以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为对象，籍由历史系谱、理论系谱、艺术系谱的考掘、梳理、比较和分析，给出了既有思想蕴涵的空间框架，又有视觉形式的时间变异之丰繁景观。 系谱学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人文实践，其历史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旧约圣经、中国先秦的“世本”史撰，而本书所倚重的是福柯式的系谱学方法，作者将整个后现代现象视之为多重权力话语的角力场和有机关联的知识装置，阐释现象背后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根源，追问语言论美学转向之后的多元立场，在质询资本主义文化悖谬逻辑之同时，批判的肯定后现代性的精神实验，从而澄明迷离幻化的后现代视觉经验中的奥义与谵妄、悲愿与游戏、救赎与媚俗的多重差异。

一手開創詮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紀爾茲，曾在摩洛哥、印尼的爪哇、峇里島等地進行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以這些社會文化為基礎，提出對文化、知識全新的觀點 ——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詮釋》中，他對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討和詮釋，實已超出人類學範圍，影響廣及整個人文科學，如社會學、文化史、文化研究等層面。
本書為紀爾茲繼《文化的詮釋》後另一部重要著作。本書極不同於一般的人類學著作，反而更像一本文藝評論，收錄了包括〈文類的混淆〉、〈在翻譯中發現〉、〈藝術乃一文化體系〉、〈地方知識〉等總共八篇短篇論文，不但以旁徵博引與深具文學性的方式寫作而成，更闡述了其關鍵概念——何謂「詮釋性的人類學」。

本书是法国四卷本图文并茂的重头图书，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完善、最权威的文化史著作，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全书由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16、17世纪）、启蒙与自由（18、l9世纪）和大众时代（20世纪）四卷构成。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一般来说，现代性是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和观念事实。但是，按照姚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五世纪就出现了，这个词旨在将刚刚确定地位的基督教同旧的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断裂。它在欧洲的反复使用，就是为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就是要同过去拉开距离而面向未来。它“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在查理大帝时代，在12世纪，在启蒙时期，都会出现这样急于摆脱过去而欣喜地拥抱当前和未来的现代。这样的现代为求新的意志所主宰。但是，现在通常说的现代，在时间断裂的意义上，只是针对中世纪。只是在同中世纪剧烈的对照中，只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同中世纪全面决裂的背景下，现代性才萌芽，它自身的独特性才斩露头角。
……这本小书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着手――这毫无疑问是考虑到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现代性必须被视作是一个历史化的复杂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悖论系统，在其中，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它像一艘巨轮一样，从16世纪开始慢慢驶离了完全由上帝宰制的那个中世纪码头。

这部文化史是试图对人类进化的过程进行追踪寻迹，亦即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好地顺应或扭转这一进程而锤炼出的反映人类进货的种种表现形式的进展过程。这些人类的表现形式极富人情味，饱含着人性，总之，是完完全全渗透着人类精神的。这一重担今日以又落到了文化史家的身上，他们在人文科学大合唱中理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也是对此所作出的一份功绩。洪流总是以同样奔放的激情卷走着现实和现实的幻象、存在和梦想、痛苦和希望、特质境况和力图超越这的愿望。
《法国文化史》，较之法国和欧洲及国内上进或编撰的同类著作，它是一部厚积薄发、完整系统的法国文化通史。它是图文并茂的文化通史，其中许多历史文物插图为法国首次刊载。它是一部在材料上具有原创性、在学术上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史著作，它出自经院学者这后，无经院学人通常的学究气，文字精练流畅、清新可读。

一部好莱坞电影发展史主是一部被经济利益驱动的投机史。只有通过对电影作为商品性存在的彻底接受，而不是否认，我们才能最完整地理解它。电影工来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影片的本身能产生多少利润，而在于它为电影业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多少机会。电影为这个魔术般的王国提供了钥匙。

本书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电影，或者说，通过电影研究来探索人类的精神和社会，这种研究思路最终将电影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人类的精神和外部客观现实的问题，从而使本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电影领域，为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方向。
题解：
“只有电影艺术出现后，想象过程才得以原原本本和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我们终于能用形象表现我们的梦幻了，因为这些梦幻已附着在实际的材料之上。这种梦幻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清醒状态的生活，它们教我们如何生活或如何拒绝生活。”
“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只是浮现在我们意识中的局部现象，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握这一现象的全部。然而，这一现象既显著又晦涩的潜在部分与我们自身的本质融合在一起。而我们的本质同样既显著又晦涩，例如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我们心灵的激荡。深入探讨电影，从其全部人类性去思考电影，这便是本书的目的。”
——埃德加•莫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