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岳全传》的主旨秉承自宋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忠君爱国思想，热情讴歌岳飞及其岳家将的尽忠抗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痛斥秦桧等权奸投降卖国、残害忠良的无耻行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精华的，就是岳飞这一形象。岳飞勇武过人，智谋卓越，忠孝节义，精忠报国，是个理想化的人物。为了一个“忠”字，他可以置战场胜败于不顾，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慷慨就义，别无怨言。这一点，正是千百年来令千千万万读者感动的所在。但在今天看来，如此一味地忠孝节义，实在包涵了太多的“愚忠”的内容，令人叹惜！小说的作者钱彩、金丰认为，写历史小说“事事皆虚则过诞妄”，“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应该“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才能吸引读者。正是这种虚实结合的创作态度，使得作者得以放手的使用说唱文学、戏曲、传说中的各种可用的材料，敷衍出许多精彩的情节，如“枪挑小梁王”、“岳母刺字”、“高宠挑滑车”、“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王佐断臂”、“牛皋扯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小说的人物描写，据金丰的序所说，突出了“岳飞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确实有所体现。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牛皋的形象。他刚直憨厚，勇猛鲁莽，是个李逵式的草莽英雄；而他又总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是个福将。这一独具特色的人物，深受人们的喜爱。

这部诗选的作者主要由2005-2012年间的同济诗社成员构成。同济诗社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90年代中期，中断十年后于2005年得到新形式的恢复。之所以将作品收录的时间限定于2002-2012年之间而非从2005年开始，除了取整十数以示阶段性总结之外，还因为本书亦收录了诗社2005年复兴前数年内活跃于同济网BBS诗歌版的几位同济人的作品。
然则，并没有所谓的“同济诗群”，即使有一个类似于团体的存在，它也不会是某种诗歌流派，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友爱共同体。这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仅是这十年来，与同济这所高校相关联的诗人们的作品合集，是一份 “群而不党， 和而不同”的诗之见证。至于这个共同体中聚拢着一群怎样的青年诗人，他们在自己这代诗人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并付出了怎样的劳作，则端来于读者诸君的自行判断。

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包慧怡写于2010-2012年间的三辑诗：《凯尔特谣曲》、《走之底》和《异教时辰书》。
其中第一辑极富音乐性，可看作一组爱尔兰岛屿风物志，虽然作者在后记中称它们为“私人的时间胶囊”。
第二辑采取十四行体，表面写一次法国旅行，讲述的却是制作琥珀的手艺，仿佛对死去恋情的一场悼亡。
第三辑原题《一个诺斯替主义者的告白书》，作者在其中探索着信仰与诗艺之交叉路上的重重迷障，尝试建立一种“云雾神学”（《管风琴十四行》），体现出一位年轻写作者身上少见的勇气和力量。
在附录《解谜与成谜》一文中，作者与我们分享了她身为一名文学译者在诗歌迻译方面的工作心得。

我们为何阅读文学？又如何判断文学？C.S.路易斯的经典之作《文艺评论的实验》源自他深信：文学是为愉悦读者而存在，书籍应当由它们所引发的阅读类型来判断。对于判断文学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抛开外在的期望和价值，以开阔的心胸来对待作品本身。在现今纷繁复杂的文学理论当中，C.S.路易斯的才智在探讨阅读体验方面是极为脚踏实地的，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本书基于对当代思想气候、尤其是欧洲文学理论的这样一种观察：上个世纪在理论上是一个诗学，或者说是文学对于哲学的胜利的时代，然而这种胜利似乎只是加速了我们的失望和虚无感，因为文学自身越来越走向某种专业化，走向自我意识的自觉。阅读文学不再与“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相关，而更多地与专业理论相关。本书指出，这种文学现象仍是浪漫主义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延伸。当代文学在根本上并没有摆脱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问题框架，即对于自身性和主体性的追问。本书的问题是：随着上帝之死（哲学的上帝之死）而开始的对于文学和艺术自身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追求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质疑：在当代思想气候对“文学”、“艺术”、“书写”和“诗歌”所进行的朝圣里面，是否已深入反思过其中可能包含的对他者遗忘和压抑？

本书荣获：
二〇〇九年度法国美第奇文学奖
二〇〇九年度蒙特利尔图书展大奖
二〇一〇年度蒙特利尔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大奖
二〇一一年度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译著
这本小说用诗体和散文体写成，语言优美流畅，书中讲述了一位旅居蒙特利尔三十多年的海地裔作家还乡的故事。“我”在半夜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赶去纽约参加父亲的葬礼 。“我”和父亲是在海地两代独裁者的统治下先后流亡到北美的，各自在大都市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参加完葬礼后，我回到太子港看望母亲和妹妹，在阔别了三十多年的故土，热带的色彩依然浓烈，而现实的沉重与忧虑并没有多少改变。
这个消息将夜晚劈成两半。
这命中注定的电话
每个成年后的男子
有一天都会接到。
我的父亲刚刚去世。
今天一大早我开车上路。
没有目的地。
就好像我的生活现在才出发。
…… ……

每个人都有母亲，巴尔特的哀痛，也正是我们的哀痛
★全世界最特别的一部悼念书，最沉重的一册怀恋语
★当代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的内心密语和悲伤倾诉
★看哀痛作为一种情感，如何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她生病期间住的房间，是她故去时的房间，也是我现在就寝的房间。在她倚靠过的墙壁上，我挂上了一幅圣像（并不是因为信仰），我还总是把一些花放在桌子上。我最终不再想旅行了，为的是能够呆在家里，为的是让那些花永远不会凋落。
——罗兰•巴尔特，1978年8月18日
内容介绍
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尔特的母亲在经历了半年疾病折磨之后辞世。母亲的故去，使罗兰•巴尔特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他从母亲逝去的翌日就开始写《哀痛日记》，历时近两年。
这是一部特别的日记，共330块纸片，短小而沉痛的话语，记录下了他的哀痛经历、伴随着哀痛而起的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他对于哀痛这种情感的思考和认识。

《诗苑译林:图像与花朵》共分两辑：第一辑为波德莱尔诗选译；第二辑为里尔克诗选译。收入的诗作均来自《恶之花》和《图像集》这两部诗集，并由著名诗人、翻译家陈敬容翻译而成。

有“冯金线”之称的另类作家冯唐最新随笔集。
原为2009年始在男性时尚杂志《GQ》中文版专栏文字集结，计36封公开信：写给小师弟、唯一的外甥、90后、文艺男女青年同志们；致司马迁、马拉多纳、韩寒、唐玄奘并梁思成；甚至写给自己的公文包……就世间有所感悟的人、事、物们，讲四十不惑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传授“金线”之上的俗世生活。
所谓《三十六大》，就是冯唐眼中，人生全面达到金线的降龙三十六掌。

《乌力波》内容简介：法国人在埋怨：“新小说”之后，法国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了，也不再是昔日的世界文学中心了。后者的说法或许是法国人的中心主义在作怪，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中心，或许，20世纪的法国巴黎作为世界思想的策源地有其十分明显的位置，但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次法国人自己都搞错了。因为，新小说之后，还有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的缩写）。在国际上，卡尔维诺最为知名，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并驾齐驱，但很少人知道卡尔维诺是乌力波成员中极为重要的法国之外的成员，当然更少人知道卡尔维诺与乌力波早期的缔造者雷蒙•格诺和佩雷克等人在作品风格上的相似或者说“精神上的亦步亦趋”（意大利国内尖锐地批判他是格诺的信徒和模仿者）；大家只知道杜尚是达达派及超现实主义的巅峰人物，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的艺术思路是沿着杜尚的道路走下来的，却不知他于1962年3月16日加入了乌力波，成为一名（乌力波人），乌力波成员当中还包括像保罗•布拉福特这样的核能专家，弗朗索瓦•勒利奥这样的数学家等。

大卫·丹比是美国《纽约》杂志电影评论家。1991年的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只读新闻、时事书籍以及各种杂文的人，而且当时在美国大学，西方经典遭到少数民族和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攻击。这让丹比非常生气。他回到母校，重修“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这两门本科生必修课。本书是他重读西方文学、哲学、政治名著的故事，有趣而给人启发。

这本《人类星光灿烂时》原文书名为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Sternstunde”。原意是：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时刻，关键时刻，转折关头。
斯台芬·茨威格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决定人生戏剧剧情发展的瞬间，自然也会在历史上找到对人类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极不寻常的契机，使人的天才在这一时刻充分发挥，人性的力和美充分展现。当外界给他动力之后，他会进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战胜难以克服的困难，作出超乎寻常的贡献，创造惊天动地的奇迹。这种人性闪耀出来的无比辉煌绚丽的夺目光辉，具有惊人的美丽，犹如一颗颗明亮的星辰，在苍穹中烛照人世。
《人类星光灿烂时》的十四幅“历史微型图画”就向我们展现了十四个星光灿烂的时刻，或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所经历的内心激烈斗争和命运的波澜起伏。

这里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无旧恩可报，也无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罗网和政治漩涡。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事实行了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用心做事、谨言慎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守拙安愚、有所不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终于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诗人北岛的散文集，写他在国内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忆、所历。北岛的散文如他的诗一样优美，高雅，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他娓娓道来，如谈家常，亲切而自然，使人阅读轻松，有陶然之感。

我们都曾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答案是否取决于我们？或者它不过是一个伪问题？在这部充满睿智和生气又能激发思考的作品中，特里•伊格尔顿展现了许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者，从莎士比亚、叔本华到马克思、萨特、贝克特，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作者知道，“本书的许多读者很可能会像怀疑圣诞老人的存在一样怀疑人生意义”，但同时又认为，在需要寻求共同意义的当今之世，我们有必要回答这个所有问题背后的问题。

颠覆性的LES情欲私密之书
台湾几个世代拉子圈的“圣经”
蒋勋 骆以军 陈雪 推荐
告别人世的心路剖析 女性情欲的深度书写
以死亡的决绝和纯粹 见证爱的不朽不灭
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对灵魂绝望的拷问，永久地震撼着世上所有苍白的灵魂
深深堕入生命中最黑暗的痛苦里，挣扎着爱与死的意义——死亡，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吗？
一九九五年夏天，才华洋溢的台湾小说家邱妙津在巴黎以惨烈的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这二十封信，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生命告白。爱欲的强烈、背叛的痛苦、不顾一切的占有与痛切的自我剖析在文字中喷薄而出，而关于爱与艺术的纯粹追问，也永久地震撼着世上所有苍白的灵魂。
本书甫一问世就引爆了整个台湾，对于整整一代尚未有机会深思爱与死真谛的青年来说，邱妙津的文字提供的，不仅是经典的阅读对象，更是一个朝圣的坐标，以及面对诚实爱欲的灵魂自白。
“我对我的生命意义是真正诚实与负责的，尽管我的肉体死了，形式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的灵魂就因此被消灭，无形的生命就因此而终止。”
我们可以用“死亡”去答辩这个荒谬的世界吗？于是，我读到了《蒙马特遗书》。台湾战后少数让我掩面哭泣的一本书。——蒋勋
《蒙马特遗书》在台湾，几乎已是女同志人人必读的经典，甚至可能几个世代（至今二十年了）拉子圈的“圣经”……《蒙马特遗书》已不止是邱妙津自己的创作资产，它像《红楼梦》、莎翁的戏剧，成为台湾拉子世界那极域之梦，浓缩隐喻。——骆以军
人们崇拜一个死者，并由此得到生的力量，无论对于作者或读者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作品，“有如此的灵魂存在，世界真美，我更舍不得死了。”但愿这会是大家读完《蒙马特遗书》的赞叹。 ——陈雪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二十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伟棠一向以行动、诗歌和影像介入历史与现实，让我们知道文艺如何成为一种抵抗力量，成为盛世中的抒情危言。
——张铁志
这是廖伟棠2003年至2010年的诗作精选集，代表了他所有写作中最极致的追求。既有继续浪游不居的流离体验，也有介入现实甚深的歌哭怒悲，语言追寻古典汉语的脉络，演变出实验的长短歌行。其思其诗，其明其幻，皆鲜活酣畅，如图瓦人唱呼麦夜歌于旷野。

《哥伦比亚的倒影》是木心的第一部简体中文版作品，内中选编《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13篇，并全文刊印1986年5月9日纽约《中报》副刊《东西风》发起的“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