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film by Michelangelo Antonioni

本书是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她的回忆是真诚的，她的反思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教益。

干校，本来是对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培训的地方，但在“文革”中，却赋予了它新的定语——“五七”，新的含义——对上述人员中的大多数进行“劳改”。杨绛先生在这里讲述了从要去干校直到回京一些事情和个人的心情、感受。本书1981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尤其受有干校经历的人喜欢，堪称“干校”文学中之经典。今天、今后，人们要感性地了解那段渐去渐远的历史，本书同样堪为经典。

《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乌托邦文学狂欢(1966-1976)》为“共和国文学60年”第2卷，是一部研究“文革”文学史的专著。作者将“文革”文学放置到一个开阔的文化史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展示了“文革”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和文艺形态。在书中，作者对“文革”主流文艺和民间文化暗流，予以了同等程度的关注，构造了“文革”文学吏的整体面貌。其中，既有对“文革”样板戏的评价，也有对“文革”地下文学的描述；既有对红卫兵文艺的评价，也有对“文革”手抄本的介绍。对造反文化诸形态（如大字报、忠字舞、语录操等）存在方式和生产模式，也作出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乌托邦文学狂欢(1966-1976)》以史家之公正、理论家之洞见、批评家之胆识、文艺家之文采，将文化吏的宏观视野与文化符号学的微观深度分析结合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清晰的“文革”文化的历史图景。

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以最浓重的笔墨，记载着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的暴行和文革浩劫，凡这两大灾难的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它，却又无法忘记它……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劫难的真相。 作家冯骥才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披阅十载，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入史册。

北京四中是名重全国的重点中学，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这所学校的特殊不仅建立在其高超的教学质量上，通过本书还可以看到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叶更为独特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由于他们家庭地位的特殊和特定时期社会对“革命后代”的期许以及“ 阶级斗争”理论的盛行，四中的学校风气和环境气氛也就大不同于其他中学。本书就是当年那个特殊中学的学生对“文革”山雨欲来之际和暴风雨高潮时期的翔实记述：关于“血统论”、《出身论》的争议，曾经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争论的中心，而一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和《中学文革报》的内幕——却是第一次向公众披露；关于“破四旧”和抄家，“黑五类”和“红五类”在这个时候相见，其中的微妙，只有当事人才说得清楚；关于大串联，的确让参与者“经风雨、见世面”，过程之混乱、“革命形势”之匪夷所思，读读起来就像编造的小说，但那都是真的……正如北岛在序中所说，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但是，“历史的真实”就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这些曾经在“文革”暴风雨中心经过的人，用这种方式，将暴风雨中的记忆留下，或许这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细节的补充，从而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提供线索和史料。通过这本书，可以对那个年代有更为切近和深入的认知及理解。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事实上也是对衍生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那个“六十年代”的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