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本书中仍然可以找到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这里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无旧恩可报，也无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罗网和政治漩涡。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事实行了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用心做事、谨言慎行；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守拙安愚、有所不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终于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至于那些尚未能挣脱锁链的傻子群众，他们更是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狗一样跟着主人的单个奴隶,另一种是像牛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奴隶。他们都被主人的禁止和规定死死困住,是没有变化可能的苟活者”。
但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说，“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当傻子和装傻子于是成为一种深藏若虚的坚韧、深沉和机敏。
那些拥有两张不同面孔的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本书中的3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与当今“两面群众”有关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公共伦理、集体记忆的表现特征、群众与暴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既是“群众”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众”、“人民”、“公民”和“人”的问题。
两面群众的不断产生和繁衍不绝，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群众的涣散、懦弱、猥琐、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当今中国的群众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相信群众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危机,是基于对人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念，也是出于对民众要成为堂堂正正公民的期待。

韦伯是西方20世纪人文及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而丰沛的资源，近来在欧美、日本及国内均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十余年来德国学者尤其用力于韦伯研究，新观点与新诠释层出不穷，施路赫特正是这股韦伯研究热潮中的代表人物。他关于韦伯的许多著作，早已具有经典地位，被译成数国文字出版。施路赫特现执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除了许多关于韦伯著作之外，他并且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韦伯全集》的主编之一。本书抓住韦伯思想体系中“理性化”与“官僚化”这两个核心观念做精细的爬梳，整理出这两个观念在韦伯思想中的内容与地位。“理性化”是贯穿韦伯思想与学术工作的总主题。他对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历史性研究，以及对中国、印度、古犹太、欧洲等大文明的比较性研究，皆透过这个主题而串联成一个壮观丰富的整体。“官僚化”则是理性化过程在政治及其他人类组织中的表现，构成了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基本观念。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对于国内读者从最关键处把握、理解韦伯学说的整体具有很大启发性。

《思想国》为著名学者熊培云第一部文字结集，精选作者留学巴黎期间撰写的部分文字，其中包括欧游旅途中的感想见闻，对欧洲时事的现场直击，也有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国情现状的深刻观察。这一部“彼岸书”记载的不仅是思想者的精神履迹，更寄托了对未来中国的乡愁与期许，“思想国”这一概念也由此逐渐深入人心，“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人人可以自由地思想与旅行。这将是一个人道的、人本的，以知识为信仰的新新中国。”此次再版增删了部分内容，作者特别为本书撰写了万字长序，省察当下时代，描摹心路历程，使得“思想国”这一主题更加完整丰富。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第三章 政府观点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英汉译名表

本书所收内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新闻媒体自由、公民教育、高等教育科研、文化建设方向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者直接针对社会生活情况展开讨论，最大的特点是，从深层次的历史、思想观念、文化心理诸因素展开分析，结合理论谈现实，或挖掘历史渊源，或作中外对比。

所本书所收文章写于1995—2009年间。本书所收文章，大都数写于2000年之后，少部分写于2000年之前。内容包括回忆与作者相关的人物，以及有关上个世纪作者个人经历的杂忆。作者深情地回忆了冀朝鼎、杨朔、廖承志、宗璞、雷海宗、袁同礼等，自己的恩师刘金定、相濡以沫的丈夫陈乐民，以及自己在印度、越南等国的一些经历，特殊年代的记忆和在清华园读书的回忆等。

本书是巴尔赞的代表性著作，对当代文化艺术领域内出现的危机进行了揭露，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书中涉及高雅文化、艺术传播、艺术市场、艺术过剩、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等多个主题。
本书各章的顺序完全是按作者自己的主意编排的，作者让明显讨论相同题目的文章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集中成为一个序列。这种分开编排的做法旨在显示与明显联系形成的交叉隐含关系。于是，开篇三章讨论目前所用的处理文化产品的方式；接着的四章表明社会意识本身的状态；其后的两章批评了大学所教授的对待自由主义者和艺术的态度；最后三章考察文明处于衰落状态的可能迹象。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辨》记录了那场波及整个业界的“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大讨论”，因由何在，结果如何？为后来埋下了哪些伏笔？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何以大行其道？身背相机、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摄影记者，到底是“摄影干部”、“无冕之王”，抑或仅仅是候着听差“照相的”？
照相机，作为现代性的工具，一柄双刃剑，在为新政权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操控者掌握，而又伤及自身的？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对待外来影像文化，哪些人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是先觉者，还是叛逆之徒？
囊影像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否最终建立起来？在所谓的世界摄影史中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景观？

文化批评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它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政治的公民行为；它剖析、评价与“共同的善”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和群体价值，难免会触及“不方便”的政治敏感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撤离了1980年代业已形成的政治敏感议题，丧失了文化批评的公共政治锋芒，变成一种精致而无目的的游戏，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
叩问“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就需要重申文化批评的公民政治作用和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传统。这样的文化批评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宪政民主建设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