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长尾理论无疑成为当代商务人士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论是关于长尾理论的溢美还是论战，都代表了其备受关注的程度。
《长尾理论》是克里斯•安德森对这些争论的最明确的回答。在书中，他详细阐释了长尾的精华所在，指出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忘的长尾。他还揭示了长尾现象是如何从工业资本主义原动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同时，长尾理论转化为行动，最有力、最可操作的就是营销长尾，通过口碑营销，长尾理论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销售。营销长尾带来了可信任的、真实的、自然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的意见，并最终影响到21世纪消费者的行为。
建议所有的商务人士都仔细研读这本“杰出而又及时的著作”。长尾理论是众多企业成功的不二法门，它将改变企业生产与营销的思维，带动新一波商业势力的消长。而长尾理论的影响不仅限于企业战略，也将左右人们的品位与价值判断。大众文化不再万夫莫敌，小众文化也将有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唯有善于并充分利用长尾理论的人，才能在未来呼风唤雨。

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动》，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米塞斯试着探索经济学的根基。如同其他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学者一样，米塞斯反对使用观察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太过复杂，不可能将其以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人类的害羞本性使得他们的行为总是无法被正确的观察。也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观察人的行动或者试图以历史资料解释人类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其他种种没有注意到的研究变因所影响。
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计划的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他将复杂的市场解释为无数的意识、有意识的行动、选择和个人偏好的结果。最终决定市场现象——供求、价格、生产方式，甚至盈亏的，是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所反映出的个人选择。虽然政府可以设置价格，但最后还是个体自身，通过对于资金、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行动，真正决定了价格。因此，米塞斯不把经济学作为对于材料、服务和产品的研究，而是对于人的行动的研究。

《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主要研究合作与集体行动方面的理论观点。
作者布赖恩·斯科姆斯讨论的出发点为法国思想家卢梭《论不平等》中的故事原型。
卢梭在该书中将猎兔与猎鹿进行了对比，猎兔时不合作的风险较小，但回报同样较小；猎鹿时则要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但回报也大得多。理性人一方面考虑风险，另一方面考虑互利。能否成功求解上述问题取决于合作与社会结构的共同进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出现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受多个因素影响，《猎鹿与社会结构的进化》强调了其中三大因素：位置（与相邻的人之间的互动）、信号（信息传递）及联合（形成社会网络）。

《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简介：对有些读者而言，职业培训并不是最闪耀思想火花的主题，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依然希望他们能够耐心地听我讲完整个故事，我会告诉他们在职业培训故事中含有很多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理论方面有价值的洞见。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在追问是什么界定并维持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的多样性？技能形成体制是我研究的一个分支。

《纸与铁》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分析了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那些理由存在的漏洞，指出通货膨胀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此外，通货膨胀也没能使赔款减少。作者剖析了长期以来德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弊端。不仅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根源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国时期，而且还为分析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纸与铁》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生动阐述中，相信你一定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德国通胀。
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历史上少数影响深远的经济事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导致希特勒发迹的根源。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政策不但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帮助德国减少了赔款，因此对于1918年以后的德国是利大于弊。当时的德国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海报：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有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 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他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收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等的论述，以及詹姆斯·穆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

倘若貨幣經濟帶來的不安全感和不忠感——與具體財產的情況針鋒相對——不得不造成十足的現代情緒的惡果：即人們滿心期望占有某件東西得到滿足，一瞬間馬上又有了超出這件東西的欲望，即生命的內核與意義總是從人們手中滑落，那麽這就證實了人們有一個深切的渴望，要給予事物一種新的意義，一種更加深刻的意義，一種事物本身的價值。
現代，尤其看起來是在最近的階段，浸透著焦慮、期望和沒有消除的渴望的感覺，好像最重要的、終極性的事情要來了，那就是生活和事物的真正意義與中心點。這當然是手段劇增在感覺上帶來的結果，我們復雜的生活技術迫使我們在手段之上建築手段，直至手段應該服務的真正目標不斷地退到意識的地平線上，並最終沉入地平線下。在這個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錢。

·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九十周年
·《经济与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
·著名翻译家阎克文磨砺五载推出的全新中译本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本书被众多学者推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作。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他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地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雅斯贝斯
韦伯是世界上人们能看到的在整个文化科学领域里的最后一位通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我想所有走上社会学道路的人都应该从《经济与社会》开始，迈出第一步。
——阿瑟•斯廷奇库姆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这使韦伯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本书介绍了很多经典有趣的行为实验, 指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 什么时候不能相信;指导我们如何在商场, 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以及如何运用不同技巧来避免那些常常使我们陷入麻烦的思维失误.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 ·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