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编者说明
中译本导言：自由主义和犹太人问题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序
一 旧约圣经起源；基督教—神学的（解释）和犹太教—神秘主义的解释；这个象征经霍布斯而复兴的意义和可能性
二 从文本分析和词源学来看霍布斯著作中的利维坦
三 利维坦是“会死的上帝”；同时，他又是代表的、主权的法人和一台巨型机器
四 这台巨型机器以一个技术上中立、不可违抗地起作用的机械装置臻于完善
五 这个主权代表死于内外之分
六 法制国家机器毁于间接权力的多元主义
七 这个象征落败，也不胜任相反的解释
附录
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
完成了的宗教改革
论施米特的“利维坦”
……
《霍布期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施米特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部学术论著，论题接续其20年代至30年代初思考的政治学— 神学问题，充满曲笔，堪称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得上一个理程碑。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的英译本依据旧版移译，因而没有“完成了的宗教改革”和Maschke编后记，但选了一篇施米特写于1937年的文章《霍布斯和笛卡儿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这篇文章的德文原文收在Maschke编的施米特文集《国家、大空间、法》一书中。

本书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的代表作。作者激烈抨击唯理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倾向，论证说最成功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方法进行的，不应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以知识论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倡导著名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本书观点独特，自成一家，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

《猜想与反驳》围绕着知识通过猜想与反驳、不断清除错误而增长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广泛涉猎知识论、科学论、真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等领域。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动》，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米塞斯试着探索经济学的根基。如同其他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学者一样，米塞斯反对使用观察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太过复杂，不可能将其以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人类的害羞本性使得他们的行为总是无法被正确的观察。也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观察人的行动或者试图以历史资料解释人类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其他种种没有注意到的研究变因所影响。
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计划的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他将复杂的市场解释为无数的意识、有意识的行动、选择和个人偏好的结果。最终决定市场现象——供求、价格、生产方式，甚至盈亏的，是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所反映出的个人选择。虽然政府可以设置价格，但最后还是个体自身，通过对于资金、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行动，真正决定了价格。因此，米塞斯不把经济学作为对于材料、服务和产品的研究，而是对于人的行动的研究。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1806—1873）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61年。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围绕这一主题，主要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与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内容。但书中也指出了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的弊端及其危险性。此外，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此书系六点学术丛书。作者刘宗坤为北大哲学博士和美国Valpraiso University法学博士。此稿部分内容曾在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系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并经过作者技术性的改动。
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认同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下，它随着西方文化对神圣性的遗忘而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因此，重新梳理西方文化中“罪”的观念是当今现代性问题讨论的关键一环。
首先，《原罪与正义》从哲学背景和它在宗教文献中意义的演进与继承等几个方面，展开阐述。其次，基于上述概念的梳理，《原罪与正义》进一步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西方文化中“罪”观念是如何通过自然法理论，并在历史上宗教因素的作用下，而影响到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理论之于近代政治思想的意义在于，它为建立所谓“有限政府”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此书对西方文化中的罪论作出理论上的概念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西方文化中的罪论和西方宗教文化中的社会政治维度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联系。内容丰富扎实，注疏详尽，叙述精准，思考深入，这些工作，增强了国内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深度。

《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中，对作为美国建国理据的政治哲学，迈克尔·扎科特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全面研究了辉格党或反对派传统在英格兰的发展情况，论证了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反对派传统：新教徒的、格劳秀斯的和洛克的传统。在英国内战前，找到“一个真正的新教政治”的努力激发出了第一种反对派，他们的努力在王位空缺期行将结束之际被认为是失败之举。复辟期间出现的辉格党找到了一种为政治提供理论基础的方式，脱离了先前阶段的宗派神学冲突。辉格党特别受到荷兰的自然法哲学家格劳秀斯的影响。然而，正如扎科特所指出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洛克已经取代格劳秀斯成为辉格党的哲学家。扎科特的分析以对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两人合用“加图”为笔名）的敏锐考察而结尾。据他辩称，加图将洛克的政治哲学与先前的辉格党政治学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全新有力的合成体，正是这种“新共和主义”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始人离开欧洲大陆的哲学依据。

"每周，都有超过1 000人走进桑德尔教授的课堂，参加哈佛有史以来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
网上，《公正》的课程视频已有超过1 000万人次点击观看 钱颖一、邓正来、闾丘露薇推荐阅读
唤醒我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我们的良知带向何方
▲如果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向他提供致命性的药物，你认为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吗？
▲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换来多数人的生，你会牺牲那个人而让自己和同伴们活下去吗？
▲如果改进汽车的致命缺陷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改装费用吗？
▲如果一项合同与传统道德冲突，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你会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吗？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性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而违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因此我们才会认为，19世纪遇险的英国船员为了存活下去杀死并吃掉一个病弱的奴仆，是有悖人道的。但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个人的生命权利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公正，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这多少让习惯了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却能让我们理性精神保持清醒的状态。
我们清醒的理性和人类的良知，会促发我们去寻找有关“公正”的“出路”。这条道路既能体现我们社会规范的人性，又能体现客观性。而这正是“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进路：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作出我们应该作的、公正的选择。"

约翰•格雷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自由主义》和90年代所著的《后自由主义》是研究自由主义的经典读本。《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不仅可以视为前两本书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对自由主义深入剖析的结果，它对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深刻批判回应了当代世界的多元化潮流，体现了当今人类在一些最根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建设性探询。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是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本书是对19世纪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论述的专著，重点在于论述弗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格莱斯顿和理查德.科布登等这些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彼此的内在关系以及在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表述了作者本人关于自由主义的见解。

茨威格在这里讲述了一场“苍蝇与大象之间的战争”， 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茨威格在本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16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修读，并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及日内瓦共事，1544年因信仰原则的分歧而被撤去日内瓦学院院长一职，十年后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间以笔名出版《论异端》（De haereticis）一书。在书中他为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的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写道：“当塞尔维特以理性和文字战斗时，他只应被理性和文字反击。”1563年，卡斯特利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卡斯特利奥一生提倡宗教容忍，尤其斥责政府对异端的驱逐行为。
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代人中无人能与比肩。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塞尔维特被处死后，神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联书店1986年曾出版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异端的权利》。本书则是译者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了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本书收录的是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的随笔和一些性学术文章，坦白说他的随笔价值要比其学术类文章价值大。朱学勤是最善于用优美而激情的文笔将其思想表达出来的学者，但激情是一把双刃剑，在捉住他人“马脚”的同时，自己也未免露出“猪蹄”。相反他的随笔，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等类名篇，怎么咀嚼都不觉烦厌。但若你只是通过此书寻找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心路轨迹或者在字行间发展出哪套“自由主义”理论，那本书的价值无疑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以本书作为一个偏角，引入 “人文精神”讨论、左右之争等9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些大事件，了解把握其的轮廓，逆游而上找出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的延迈，顺流而下理出其发展脉络，我想应该这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因为在所有的这些事件中，朱学勤都是一个主要的在场者和言说者--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本书作者诺奇克1938年11月16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63年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短暂任教，然后于1969年来到哈佛大学。1974年，他发表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以回应罗尔斯的政治学名著《正义论》，讨论了热门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政治学问题。该书于1975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功利主义是一种在西方影响巨大的伦理学说，其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行为的实际功效或利益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学说，分绪论、何谓功利主义、论功利主义最后制裁力、功利主义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明、论公道与功利主义之关系。

《罗尔斯》主要述评了罗尔斯的《一种公正理论》，对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公正、效益、自由、契约论、道德方法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以塞亚·伯林的遗产》内容简介为：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一九九八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会议上提交并编入此书的论文着眼于伯林作品的三个方面。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关于“刺猬”和“狐狸”之区别的理论的发展和结果。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视野的冲动。罗纳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对伯林的洞见——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可能走向无法调和的相互冲突——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继续下去。罗伯特·西尔维斯等探讨了伯林对以色列国的辩护，以及他对以色列所寄托的希望：使其成为能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经常对立的价值和谐共存的地方。
《以塞亚·伯林的遗产》不仅包括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和相关性。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 ·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