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荷兰绘画作为西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来受到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的关注。托多罗夫在《日常生活颂歌》里评述了荷兰风俗画所产生的独特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有关17世纪荷兰绘画的几种主要阐释模式，并分析了其文化与伦理的内涵。

本书系汉语世界首次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学术专著。 全书以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为对象，籍由历史系谱、理论系谱、艺术系谱的考掘、梳理、比较和分析，给出了既有思想蕴涵的空间框架，又有视觉形式的时间变异之丰繁景观。 系谱学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人文实践，其历史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旧约圣经、中国先秦的“世本”史撰，而本书所倚重的是福柯式的系谱学方法，作者将整个后现代现象视之为多重权力话语的角力场和有机关联的知识装置，阐释现象背后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根源，追问语言论美学转向之后的多元立场，在质询资本主义文化悖谬逻辑之同时，批判的肯定后现代性的精神实验，从而澄明迷离幻化的后现代视觉经验中的奥义与谵妄、悲愿与游戏、救赎与媚俗的多重差异。

《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一书共收录了十二篇论文，集中研究各种博物馆实践的理念与主张。各篇论文的作者包括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馆长、档案学家、学者、教师和收藏家，研究对象包括泰德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馆、体验音乐计划等众多著名博物馆，从各个层次进行博物馆研究，范围涉及该领域各个热门话题。该书包括编者导言、问题讨论以及完整的参考书目，适合艺术史、绘画艺术以及博物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编者珍妮特•马斯汀是美国斯顿霍尔大学艺术音乐系副教授。“《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将主流博物馆理论的概述性视点与实际性的思考问题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博物馆学教学法。”——纽约大学教授弗洛拉·爱德维·S.卡普兰（Flora Edouwaye S.Kaplan）
“一本给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的优秀教材。同时也为具有相当判断力的博物馆参观者提供了一套颇具创造性且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那些有志于博物馆学的专业人士来说，该书也可提供必要的指导。”——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所所长爱琳·胡柏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rnhill）

本书就是关于艺术史哲学、叙事结构、艺术终结以及艺术批评原理的。它要问的是像里德那样的艺术究竟是如何地成为历史可能性、这样的艺术如何地具有可批评的思辨性。我的文本始终是关注现代主义的终结，而且它致力于减轻最终已经适应了侮辱的敏感性，现代主义不断施加给艺术的传统美学姿态以这种侮辱。本书还力图讲一讲在后历史现实中寻求快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知道它一直朝前走的方向，那么我们会有一定的满足的。如果赞美以前各时期的艺术，无论它的确有多么光荣，都是在展开一种有关艺术的哲学本质的幻觉。当代艺术的世界就是我们付给哲学闸释的代价，但是当然了，这仅仅是对哲学的贡献之一，就这种贡献而言，后者欠了艺术的债。

本书为“高居翰作品系列”第五种，也是中译本的首次面世，主题讨论中国古代画家，尤其是元、明、清晚期画家的工作与生活。高居翰在这本书中，试图打破文人画家“寄情笔墨、自书胸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考察了不同阶层画家的状态，他们如何将作品作为社交的礼物与应酬，如何通过卖画来养家糊口，如何苦于画债繁多而草草了事或雇佣助手，而对赞助人、收藏家和顾主来说，他们如何从画家手中取得作品，他们的希冀和要求对画家创作能起多少权重，他们如何判断获得是一张应酬之作还是一幅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总之，在出自文人之手的主流撰述之外，高居翰通过搜集大量信笺、笔记、题跋等容易被忽视的材料，向读者展开了一幅自宋末以后，随着商业繁荣、社会中对绘画需求增加，画家们在不同层面谋生与创作的生动场景，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到一幅作品创作的原初情境，从而重新调整对艺术风格、品评标准的看法，读来令人读来耳目一新，是同类书市场中难得而重要的学术普及读物。

《视觉与文本》收录的十几篇文章。从多方面探讨了视觉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理论对艺术史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但是就视觉和文本交融所产生的根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广大学者很少能达成共识。
《视觉与文本》为“西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中的一本。全书收录了艺术史的基本观念；后历史美学——来自德国的阐释；菲洛斯特拉图斯与意象博物馆；疯狂的盔甲；视觉的可视性：沃克斯豪花园与观者的定位；摄影虚幻主义：论摄像机对推翻视觉中心论的贡献等十几篇文章，从多方面探讨了视觉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神秘莫测又最富影响力的艺术运动。与其相连的艺术和诗歌——如安德烈·布勒东、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约翰·哈特菲尔德、胡安·米罗和萨尔瓦多·达利等主要人物的作品——包含了令人难以忘怀（痛苦吓人）的激情和无政府主义的幽默和挑逗。达达被认为是叛逆和玩世不恭的，超现实主义在精神上是反资产阶级的，但是它更沉迷于稀奇古怪的事物。这两场运动都因其关注性欲、身份、恋物癖和惊悚而出名。

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是當代美國哲學家兼藝評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是一位強烈主張終結論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其於1984年發表的論文〈藝術終結〉（The End of Art），宣稱藝術歷史告終，或更確切的說，指的是大論述或藝術進化觀的終結。
此爭議性命題一出，自然引發諸多熱烈討論。本書主要架構源自作者於1995年春天，受邀至華盛頓梅倫講座的講稿，除了對先前「藝術終結」的概念作進一步延伸和說明外，作者更以此帶出當代藝術發展的種種現況，剖釋藝術歷史結束和創作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藝術終結」的概念不可謂不是了解全書的一把鑰匙。
丹托的終結乃是對大論述的批判，企圖回歸藝術本質，從哲學角度審視藝術，或許正如丹托所言，整個當代藝壇的發展或許正是藝術哲學化的結果：傳統論述築起的高牆倒下，現代主義奉為圭臬的純粹性消失，藝術活動不再定繪畫於一尊，連帶地美術館的定位都要重新調整，當代藝術世界所展現出來的是前所未見的多元化，不但是題材多元，使用的媒材也多樣，而且更要和社會脈動或大眾文化結合，反映人類存在的真實面貌。
綜觀全書，讀者不難發現丹托念茲在茲的問題即為「何謂藝術？」，尤其在藝術多元的今日，視覺或感官刺激已經不是判斷藝術的唯一條件，勢必更加依賴「思考」，方可決定何謂藝術何謂非藝術？「兩件外觀完全相同的事物，如何判斷一為藝術品另一為非藝術品」，丹托對藝術展開全面的哲學探索，便是受安迪．沃荷的「布瑞洛盒」（The Brillo Box）所啟發，與此觀點相關的子題是單色畫的實質內涵，丹托亦有相當精闢之探討。
歷史論述既已遭處決，藝術世界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各國或各地藝術家紛紛起而創作「自己的」藝術，當代藝術家所處的年代究竟是金色年代還是灰色年代？這樣的發展動向是悲劇亦或是喜劇？實在無法一言以蔽之，現在藝術家可以任意佔用現存的各種風格，但僅止於討論的層面，一切創作都要落實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方才算數。

目录
编者致谢
撰稿人
第一章 艺术史与语言：若干问题（萨林•柯马尔／伊万•卡斯克尔）
第二章 在场（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
第三章 书写与绘西：作为阐释者的心灵（斯坦雷•罗森）
第四章 艺术中的通感、投射属性和表达（理查德•沃尔海姆）
第五章 艺术批评的语言（米歇尔•巴克森德尔）
第六章 巴克森德尔和古德曼（凯瑟琳•罗德／荷塞•A.本纳戴特）
第七章 艺术史巾的比喻性语言（卡尔•R．豪斯曼）
第八章 塞尚的物理性：触觉政治学（理查德•希弗）
第九章 条件与惯例：论艺术与语言的非类比性（戴维•萨默斯）
第十章 图画的极小句法：图酉与语言学——类似性与非类似性（安德鲁•哈里森）
注释
译后记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社會中的藝術》（1995）一書，乃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所撰寫之一系列全社會功能系統著作中，緊接於《社會中的經濟》（1988）、《社會中的科學》（1990）、《社會中的法律》（1993）之後探討個別功能系統的系列叢書中第四輯專論。本書前三個章節，首要在為讀者展示出由溝通理論、觀察理論、與形式理論所組成的觀察工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學系統論中關於「媒介與形式」（第三章）的詳細探討，首度出現在《社會中的藝術》一書中。接下來的兩個章節中，魯曼則致力於開展藝術系統分化與自我組織的理論架構，並且以歷史資料為本，賦予其理論性的歸納與詮釋。藝術系統的演化，尤其是在十五與十六世紀後進入現代時期的演化躍進，則在第六章中獲得了精闢的闡釋與說明。最後，本書以藝術系統的自我描述做結尾，總結出藝術系統的歷史展現及關於其自我描述的討論。
總結來說，《社會中的藝術》一書為讀者展現出一個漸趨完整的功能系統理論框架，結合了近三十年來社會科學、現象學、生物演化理論、模控學、以及資訊理論等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並且企圖建構出與藝術史、文學、美學、以及當代文學理論之間密切的對話平台。

美术史家巫鸿最新学术专著力作，中文版与英文版同年面世。
废墟主题，纵横捭阖，探讨中国艺术从古代到当代的实践与经验，领域横跨绘画、建筑、摄影、印刷品和电影，并与西方艺术参照并观，令人眼界大开。《废墟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国美术与视觉文化是一次富于雄心的思辨，对于全球语境下的艺术研究同样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
传统中国美术中的“废墟”在哪里？在创造现代中国视觉文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废墟观念是如何在历史的对立中得以流布与深化？20世纪以来，当代废墟美学是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到自身存在的立足之地？
美术史家巫鸿将中国“废墟”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形式的流变放置在考察的中心：丘与墟，碑与枯树，作为废墟替身的拓片，“迹”的种种形式，“如画废墟”的东西流通，“战争废墟”的庆典与见证，《小城之春》的废宅与老城，圆明园旁的前卫诗歌与美术，当代艺术对于都市拆迁废墟的浓烈兴趣……本书在梳理这份涵盖绘画、建筑、摄影、印刷品和电影的材料清单时，“展现出令人敬佩的清晰与准确”（包华石）。
《废墟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国美术与视觉文化是一次富于雄心的思辨，对于全球语境下的艺术研究同样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

《艺术史方法与理论》作者安妮·达勒瓦以浅析的方法和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学习艺术史的学生介绍了艺术史实践背后的重要理论。通过勾勒最流行的并被广泛运用的理论方法，她帮助读者去理解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曾塑造了艺术史的理念。 达勒瓦在第一章里对理论作了界定，并探讨了用理论进行研究是如何的艰难，但却是有价值的工作，它能增强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并有助于扩展提问的方式以引导研究。《艺术史方法与理论》的核心部分，即第二章至第五章，她详细地讨论了不同的理论方法，举出详实的例子并展示了特殊的方法是如何运用在例子之中的。最后，在第六章里，她对写研究性的论文与论题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达勒瓦在这本给学习艺术史的学生看的简洁明了、价值却不可估量的参考书中提供了作为一个艺术史家的经验。 达勒瓦是康涅狄格大学艺术史与妇女研究方面的副教授，她也是《太平洋艺术》的作者。

《世界现代设计史》共分九章，对世界现代设计史的源流、发展及现状进行通论式的阐述，描述世界现代设计史上的各个时期重要流派、重要人物、重要作品，展现世界现代设计史的基本轮廓、构建基本框架。

全书概括地叙述了从最早的洞窟绘画到当今的实验艺术的发展历程，以阐明艺术史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历史，每一件作品在历史中都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
贡布里希爵士，其殚见洽闻，斐然文采之作，往往寥寥数语就能阐发一个时期的整个气氛。他以一本《艺术的故事》极为成功地教会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去欣赏前人的绘画，这是一部博学动人的精彩之作，也是有关艺术的书籍中最著名、最流行、而又最经久不衰的著作之一。
《艺术的故事》自在西方问世以来，已重版二十余次，享誉全球，国内也有几个版本。本版为三联书店版，为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研究专家范景中教授的译本，名著名译，图文并茂，制作精美，引人入胜。

《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内容简介：两件看似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在《汉译精品•思想人文•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中，一位从事艺术的愤青JSeething先生愤然质问，凭什么杜尚拿来的小便池是艺术品，他拿来的小便池就不是？通过J先生，丹托追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杜尚的小便池之后，艺术与实物究竟有何区别，艺术是否仍然有其边界。

1954年，法国作家热内通过萨特、科克托等朋友与艺术家贾科梅蒂相识，并应邀为艺术家做模特。从1954至1958年，热内时常拜访贾科梅蒂位于巴黎十四区伊伯利特-曼东街的画室。这一相遇所激起的精神探索、交流和纯净的友谊，被热内记录在《贾科梅蒂的画室》里。热内论艺术的文字极少，本书收录的几篇独具风格的艺术笔记，是热内仅存的直接阐述自己的生命观和艺术观的文字。
《贾科梅蒂的画室》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艺术评论。
——毕加索
热内向我们证明，天才并非某种天赋，而是人在绝境中开辟的出路。
善只是幻觉，而恶是虚无，它在善的废墟上造出自己。
——萨特
有一天，热内应被视为道德家。我们总习惯于把道德家混同与卫道士。
诗是一种道德，内在、自律，拒绝强制性的范畴和机制。
——让 • 科克托
热内非常像贾科梅蒂为他画的肖像，贾科梅蒂把握住了这个人强烈
的情感、严格的控制力和近乎宗教式的沉静的惊人结合。
——萨义德

《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主要内容简介：艺术批评与艺术运动总是密不可分，艺术批评的转向在根本上是由艺术运动的发展决定的。以1985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其实也是艺术运动在批评上的反映。20世纪下半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艺术的主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抽象 表现主义和极少主义，时间是40年代到60年代。
内容概要
《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集中反映了近20年来西方艺术与批评的双重走向，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与批评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之所以强调借鉴，是因为中西当代文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要求。西方的艺术理论及其实践已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直接作用于中国的艺术运动与批评。根据我们的情况，分析、判断、理解是最重要的工作。既是对他们的研究，也是确定我们自身方位的参照与借鉴。此外，当代艺术理论不仅是对于艺术的批评，不仅是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密切联系，不仅是认识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甚至也是理解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必要条件。

《当代艺术》内容简介：鲜血淋漓的玩具士兵、镀金的超市购物车，还有用乐高积木拼成的集中营，当代艺术似乎是一个如野草般自由生长和蔓延的领域，艺术家们不断地打破各种禁忌，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在观者眼中，这些作品也许艰深晦涩引人苦苦思索，也许琐屑无聊令人大跌眼镜。然而，在惊叹之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问题：当代艺术是否真的绝对自由？它的“当代性”表现在哪里？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当代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艺术世界又是由什么来推动运转的？读了这本小书，或许你会对当代艺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20世纪，大量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很少有其他文明像中国人一样，在五六千年的时间里，如此持久而专注地着迷于墓葬：设计地下空间、表现生死观念、搜集珍宝器物、布置画面图像……以至于人们习惯于将墓葬看作是埋藏宝藏的地方。不过，这样的心理暗示也局限了我们对墓葬的深入认知。当我们单独讨论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画像砖石等等时，它们作为一个墓葬的整体性意义便也弥散掉了。而本书正是巫鸿长期思考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传统的一个总结，他从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三个比较观念性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墓葬艺术从史前一直到宋辽金这漫长时段中的历史变迁，也具体呈现了他尝试建立的一套系统的处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理论方法，从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古人对于“生”与“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实践，对读者多有启发，对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