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逐渐走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而引发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政治与性别认同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界等问题。“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是对动荡和剧变社会的文学反映，最早呈现在1920年代末。在对这个流行却比较不受人重视的文学公式的研究中，本书作者所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主题重述是变化着的文化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而这一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
《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将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写作公式“革命加恋爱”作为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喜爱，直到1970年代还影响着主流的中国文学。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革命话语的变化是如何促成了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难以预料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革命加恋爱”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 ，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刘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特征；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王德威
一部扎实、迷人的专著……将会引发个体能动性、女性身体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历史的讨论。
——美国《中国研究》（China Journa）
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1991）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还没作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是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陈建华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