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霞是我的好友，也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这本屡获殊荣的《鱼翅与花椒》无疑是很多外国人写中国食物的书籍里极为鲜活有趣和精准的 。——陈晓卿（“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这里是中国，一个奇妙的饮食大国。
这是关于中国菜的故事，也是一个英国女孩的中国历险记。
扶霞一九九四年前往中国长住。打从一开始她就发誓不论人家请她吃什么，不管那食物有多么古怪，她一律来者不拒：第一次与四川料理相遇时的神魂颠倒、亲眼目睹鸡鸭被宰杀时的惊吓、体验千变万化的刀 工、对养生饮食的叹服、品尝珍稀野味时内心的道德两难……
透过扶霞的眼睛，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角度来了解熟悉的中国菜。不同地方的食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气质：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就跟那里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一样；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
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书中呈现了中式料理让人难忘的美妙滋味，也深刻描绘出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且兼具人文观察与幽默趣味。

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内容简介】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时，暴露出来的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本书是日本#MeToo运动核心事件全纪实。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首相晋三传记作者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却遭对方性侵。之后的一年，面对媒体、社会、司法的重重壁垒，她不断诉诸法律……为何司法系统无法制裁伤害女性的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社会不公、大众冷漠、舆论暴力兴盛的今天，应当如何生存、如何自救？
“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编辑推荐】
•日本#MeToo运动核心事件全纪实，非虚构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作为事件当事人，作者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作为独立女性，从迷茫无助，到勇敢发声。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认知，以坚韧之姿直面司法壁垒
•作为资深记者，用坦诚态度记录内心感受，用冷静笔触解析事件全过程，用莫大勇气反思社会沉疴
•荣获日本第7届自由报道协会奖大奖，授权全球多个语种
•BBC为其制作的纪录片《日本之耻》引发全球热议
•梁鸿、蒋方舟、苏枕书、淡豹、陈希我合力推荐
【名人推荐】
当#MeToo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酵、扩大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在权力结构的深处，女性地位并没有真的得到提高。我认为，如果#MeToo运动能够真的深入下去，那么将发生的社会变革决不仅限于男女关系层面的变革，而是对深层文化偏见的动摇，对权力结构的重新设计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契机。但让人担心的是，如果#MeToo只是被当作一段时间内的“新闻”，那么灰尘下落之地，将无人涉足，也注定会被遗忘。
——梁鸿 著名作家，学者
不知道会不会有那样的时代到来：人们读到这本书，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泪，会非常震惊，像我们常常痛惜过去人们的遭遇一样痛惜我们的遭遇。这是诗织的抗争与记录带来的重要意义，我们都在这场战争里。
——苏枕书 青年作家
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之耻”的书。作为“耻感文化”之国，日本人的“耻”是否包括性之“耻”？在性中强奸是否是“耻”中之“耻”？伊藤诗织的遭遇让我们看到日本社会对强奸之“耻”的漠视，相反，受害人的控诉却被视为不知“耻”。
——陈希我 作家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1986年4月26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无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20吨高辐射核燃料泄露而感染各种疾病。著名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还有妻子们祖母们……阿列克谢耶维奇将向世人呈现这个“中毒”世界里的惊人事实。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出来的是愤怒、恐惧、坚忍、勇气、同情和爱。为了收集到这些第一线证人们的珍贵笔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身健康安危抛之脑后，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不可或缺的作品，并籍此期盼同样的灾难绝不再重演。

2006 film by Thomas Johnson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

本书系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合集。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社会联系日益脆弱，连一般家庭的30-40岁的人也感受到了孤独死去的阴云笼罩。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此书，将当今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人们的临终惨景呈现到大家面前，呼吁社会的警醒和反思。

朝鮮向來是個外人難以深入、臆測的一個祕密國度。
夜空中，整個朝鮮地區都是黑的，那黑暗訴說著人民深不可測的痛苦，有時卻又穿插著零星微弱的希望曙光……

與燈光閃耀的南韓相比，北韓好似黑夜與白晝。在這裡，飢荒奪去了數百萬人的性命，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崩潰，醫療機制失敗，人們習慣於行走在要跨越屍體倒臥在街頭。

朝鮮曾遭受兩次悲劇。第一個是朝鮮半島分裂的二戰結束時（史達林安扶植金正日作為蘇聯在朝鮮的代理人），第二悲劇是蘇聯的崩潰（在後蘇聯時代，朝鮮遭受短缺，電力，自來水和食物）。金日成和金正日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的一種痴迷的支持，自我監督的社會。本書透過生動地描寫六個勇敢的叛逃者的悲哀生命，投射出現實生活中集權主義的本質。

《我們最幸福》作為一個故事它確實引人入勝，但實質上則作為一種政治信息的描述：看這個極權主義鎮壓下可怕的朝鮮共和國是如何成功地讓人民對外部世界完全一無所悉，以及他們如何避免內部政權的垮台？其中究竟暗藏了什麼樣的詭計？

從六名平凡百姓的生活中，我們對北韓有了超乎以往的認識。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打入传销集团内部的真实记录
——《中国，少了一味药》序言
慕容雪村
（一）
2009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23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所见到的那个古怪国度，每个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大陆，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而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黑暗的23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越发贫穷，对社会怀有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政府打击”本身都成为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这就是一个适合传销的国家。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在每个人的肌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悄悄滋长。
23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无助于升官发财，也无助于解决家庭纠纷，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为此做点什么。
（二）
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每个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更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从来没人能真正看清传销。传销者不了解，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永远忽视传销，谁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
根据可信的统计，到2010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1000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1000万双怨毒的眼，1000万双颤抖的手，1000万个陈胜吴广。
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但远远谈不上准确，“一定顺序”云云，更是说的含混而笼统，远远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精准。
这个定义所讲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20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的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是个错误，而且早已过时——既然没有“销”，又谈何“传销”？把“诈骗”称为“传销”，这本身就在误导民众和混淆概念。我也反对把此罪名列入“扰乱市场秩序罪”或“非法经营罪”，因为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
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与此相比，“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而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用法律术语讲，这是明显的“罪刑不相适应”，罪恶极大，惩罚却极轻，与其说是在打击传销，还不如说是在鼓励传销。
如果可能，我希望给这种罪行以更准确的命名（例如参照国外法律，将之命名为“金字塔诈骗计划”），在刑法中单独列罪，或者归并到“金融诈骗罪”或“非法集资罪”。与它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相比，除了死刑，再重的刑罚都不算过分。
（三）
金字塔诈骗计划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行为。然而中国政府却在此问题上一再失误，1990年轻启邪恶之门，使大量的传销团伙甚嚣尘上；1998年取缔传销，却又留下了一扇祸患之门，保留了一些类似的含混的型态，同时在概念上极度糊涂，把传销、直销、金字塔诈骗计划混为一谈，导致大多数国民都在此问题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认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只有在中国才是被禁上的；
二、认为传销是进步的新事物，而传统的卖场销售是落后的旧事物；
三、认为传销本身不是坏事（否则当初国家怎会批准？），只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好事才变成了坏事；
四、认为传销分为两种：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
五、认为传销确实能够赚钱，只是政府不允许。
这些全是错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传销”，其实就是“金字塔诈骗计划”，它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除了幕后最大的黑手，普通参与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赔光一切，赔上时间、金钱、健康，赔上亲情、友情与爱情，甚至还要赔上生命。
20年间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几代变种，光我知道的名目就不下20个，除了所谓的“连锁销售”，还有（纯）资本运作、直复营销、直复加盟、框架营销、网络营销、网络加盟、人际连锁、人际加盟、加油站……每个名目背后都是数不清的团伙，每个团伙都有数千、数万乃至数十万人。
这是经济邪教，也是恐怖的瘟疫，20年间千万人身陷其中，千万亿资金流失。数不清的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数不清的流离失所，数不清的罪恶，数不清的灾难……
然而这眼皮底下的罪恶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视之为疥癣之疾，普通民众视之为蠢人才会上当的把戏，媒体渲染一下、报道一下，转过身就丢到脑后。人们依然漠视，依然姑息，依然纵容。而传销者就躲在旁边的黑暗洞窟中，被骗、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睁着血红的眼，怨毒地瞪视着整个世界……
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封皮，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此开启了一个动荡流血的时代，千万人死亡，千万人于路痛哭。这故事与中国传销如出一辙，巧得很，妖魔飞走的地方就在江西龙虎山，离上饶很近，在那里，我曾亲眼目睹这些转世的妖魔如何横行人间。
（四）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能被别人洗了脑？我的经历证明：洗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合适的环境、足够的时间，给一个人洗脑不会比格式化一张电脑磁盘更困难。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实则从来都不可靠，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把人变成蠢人则十分简单，要想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传销者，只要抬抬手就可以了。
为了洗脑，每个团伙都会编造大量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合法性谎言”，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每个传销团伙都会竭力与“传销”本身划清界线，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在发达国家中发明的“新生事物”，国家支持这个新事物，引进他们，暗中扶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了大量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大到入伙费交多少钱，小到每顿饭吃多少米、吃几瓣蒜，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编造大量的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媒体报道，把层层光环都扯到自己身上，然而我们知道：这世上能发光的不仅是太阳，污水里冒出的肥皂泡也会偶尔泛出微光。
其次是“伟大使命谎言”，此处他们要虚构一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破产……而更加不堪的是中国居然加入了WTO，洋货即将大举入侵，到时没破产的也要破产，破了产的再破一次，真叫个“国势糜烂，不可想矣”。正是这种种内忧外患，国家才破例引进了他们，要靠他们振兴中华、抵御列强、发展经济、造福人群……，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就指望他们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多数团伙都会强迫他们的成员饿肚子，即使饿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在拯救国家。
再次是“美妙前景谎言”，每个团伙都会以百倍乃至几百倍的暴利来引诱新人，投入3800元，两年回报380万；投入36800，回报1500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
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他们制造愚蠢。于是，一个白痴诞生了，两个白痴诞生了，一千万个白痴诞生了……
他们鼓吹仇恨。于是，一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两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一千万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
（五）
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那味药就是粮食。
50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18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1776年的《独立宣言》，夸张点说，正是这本书造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繁荣昌盛。而在当下中国，在传销肆虐的当下，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常识。
常识并不总是令人激动，但它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说出一些常识，更希望它能够唤起整个社会对传销的重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也不要假装看不见，正视现实，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中检讨其成因，分析其现状，然后采取合理而富于人性化的措施，挽救失足者，惩治作恶者。传销者做的是坏事，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帮助，而不是残酷的惩罚。需要惩罚的是这邪恶的骗局本身，更是形成和助长这邪恶骗局的制度。
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2010年9月，广州

内容简介
《大测谎师》内容简介：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人们就在谎言的迷惑中生活，这促使人们想尽办法希望能捕捉到说谎者的心灵，用以识破谎言。心理测试技术史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和实验学原理以及神经心理学生物电子学等研究成果，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提问，已形成对呗测试人的心理刺激，再用计算机心理测试系统记录其情绪的生理反应，以此分析判断被测试人与案件的关系，帮助侦查人员甄别犯罪嫌疑人，知情人和无辜者。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只要你开口，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分辨真假。
作者简介
贾国勇，中办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检察出版社签约作家。著有《测出的不仅是心跳》、《谜底就在现场》、《致命谈判》、《命案现场》、《神探》、《市长命案》等多部长篇文学作品。创作、投拍了《命案现场》（20集）、《捕狼人》（20集）、《完美指控》（第30集）等电视连续剧、系列剧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