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为何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对于现代人类、国家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史学家往往存而不论，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许多大家熟悉以及想当然的答案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远古时期，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 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了不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 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停留在依稀隐约之间。诚然，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只是对不同族群的不同命运的部分解释，重要的是，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就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正是这样的社会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向新的家园不断扩张，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欧洲民族的征服。开始时，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大批消灭了土著居民。 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与戴蒙德的其他两部著作《崩溃》、《第三种黑猩猩》一起堪称为“人类大历史”。本书在2005年国外原版的基础上修订出版，新增“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