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而且直接牵动着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以上三个专题，成为上中下三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书中所说的“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变化走向，取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场域和局势变化。本书通过三个关键片段，对新教育在中国产生、早期发展的艰难过程给予深入研讨，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中国近代社会，揭示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观察到的侧面。

这是国内第一部为新型课程《中国社会》撰写的教材。该教材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主线，首先用社会学的眼光勾勒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品质，并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现代社会作了概略描述，而后着重对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发生巨变的缘由、进程、机制及后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该教材的基本内容是试图沿着时间的脉络讲述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故事，从社会学角度系统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因后果及重要现象，总结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既有研究成果，使学生能够学会对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该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中国社会巨变的分析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学分析层面，而是引领学生理解中国社会巨变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自身的关系。就此而言，该教材体现出了社会学重返西方经典时期关怀总体问题的旨趣，即像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那样关心社会转型的核心领域——市场、企业、国家、权力、法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以气为研究视角，是为了克服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如前所述，理性论与情感论、权利论与道义论各有所偏，每一种视角都可以解释复杂的抗争政治的某一面向，但又难以将对方的视角排斥在外。究其实，人本身就是理性与情感兼备、时而为利益所驱时而为道义所激的复杂动物，更何况，群体行动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视角。而在理性论、利益论独据中国当代农村抗争政治研究舞台的情况下，更亟待纠偏。气介乎两者之间，又偏情感和道义一维，是推进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恰切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