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比较文学教科书。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编绪论，介绍本学科的定义、性质、沿革和基本原理；第二、三两编论述了当代比较文学的两大方面——文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第四编就当代几个重要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意见，对本书其他有关部分起到推进和加深的作用。每章后面附有中外文参考书目。 本书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而且介绍了学科发展的新成就，探讨了当前学科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此，它既是一部教科书，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可作为大学本科教学用书和供研究生使用的参考书。

本书是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的合集，内容包括北大、复旦两校的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博士生培养”等议题的主题发言及交流论文，并附有两校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简介、所开课程及推荐书目。内容全面丰富，集中反映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所高校近年来在比较文学学科方面的发展态势和科研情况。

本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就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等问题及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作品都进行了扎实的论证。

《译介学导论》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前的国际译学背景。译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然而译介学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生、发展起来，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外翻译研究史上绵延千年的“文艺学派”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扎实的文化积淀，而最近三四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直接促进了译介学在当今国内外译学界和学术界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国内翻译界和译学界，具体论述了国内翻译界在译学观念认识上的滞后问题，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我们研究译介学的现实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本来在这一章里是可以谈、但我没有展开谈的，那就是与国内翻译界在译介学认识上的误区适成对照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界，他们对于译介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觉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和译学界，却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充满疑虑、不解甚至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承担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任？因时间关系，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另外撰写专文予以展开和讨论了。 第三章讨论的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创造性叛逆。我觉得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才有可能谈得上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以及“误译的价值”，等等。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前三章探讨的是译介学研究的实践层面，第四章谈的是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问题，通过这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我想让读者能够从文化层面上去发现和思考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第五、第六章分别谈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和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与区分问题，是两个非常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发展，对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说明。后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展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我仅仅选取了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论三个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其实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前景远不止这三个层面。但具体谈了这三个理论以后，读者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去发掘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了。 最后一章，也即第十章“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译介学研究举隅”是我专为《译介学导论》设计安排的。没有这一章，我觉得我这《译介学导论》仍然只是一本纯粹的研究专著，有了这一章后，《译介学导论》就比较明显地兼具了教材的特色。其实，这一章的设置也是受了绍望教授在本套系列丛书“出版总序”里所说的话的启发，他说：“这套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我很赞成严老师的这一观点。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文学“概论”、“通论”性质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了不下十数种，但比较全面地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且能“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践要领”，让读者能得其门而入，这样的教材和著作却还不多。《译介学导论》第十章从曾经从我攻读译介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中挑选出五篇论文，以具体展示译介学研究的空间和前景。由于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学子，尽管其中有几位作者也已经是国内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与读者的距离相对比较接近，读者阅读他们的论文更易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