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笑话本身就是出色的哲学。在这本结构紧凑的笑话集中，齐泽克拿出他最擅长的语言装配形式，举重若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哲学空间：他反复玩味着那些又猥琐又好笑的段子，分析它们背后的逻辑，用笑话的荒谬去对冲某些常识结构或理性情境。通过笑话，人们将了解到这些情境的可笑，它们不再必然合理，甚至是可以抛诸脑后的东西。“笑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革命。”

在这本挑战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中，斯拉沃热·齐泽克对后现代世界中的人类力量问题予以审视。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希区柯克的《后窗》，从瓦格纳的歌剧到科幻小说，从《异形》到犹太笑话，作者以其敏锐的分析，探讨了有关整体性和排他性意识形态幻象问题，而人类社会正是由之构成的。 书中将关键性的精神分析概念、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种族主义之类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以探讨控制之幻象的政治蕴涵。《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代表着对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重大贡献，同时也对大量当代文化现象作了精辟的阐释。

“地铁上的哲学”系列中一种。齐泽克在书中探讨了“事件”一词的概念，以深入浅出的平易文字阐释了与哲学层面与“事件”相关的义理。齐泽克将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定义理解“事件”一词，并着重强调了很多基础的问题。书中援引从柏拉图到当代艺术的诸多事例，是大众普及类的哲学读物。

本书是齐泽克最重要的理论作品，齐泽克把它视为自己的代表作（magnum opus），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己原本分散的哲学见解整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存有论。何谓视差？视差本是天文学概念，指从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个点观察同一个目标时所产生的方向差异。在齐泽克看来，审视同一个客体时，视差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以视差为起点，齐泽克透过黑格尔和拉康解读哲学、科学和政治理论，借助辩证思维和精神分析范畴分析当代文化，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理性”暴力的兴起为齐泽克这本新书提供了理论和政治语境。在本书中，他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当作复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来运用。 在第一部分，以对精神分析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和“压抑性反升华”概念的拉康式解读开始，齐泽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暴力的结构作用。其后，他详细分析了超我在今天意识形态机制中发生作用的方式。在第二部分，齐泽克追踪了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中妇女形象的变迁，并且努力为进步思想拯救某些被当作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而遭拒绝的作家。 这本书的两个部分通过快感的难以捉摸的地位及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之间的“大转移”而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像莫比斯带的两个表面：在一个表面上走足够远时，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在它的反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分析使暴力与女性快感联系起来，同时他对妇女话语地位的检视在权力关系这个主题上引发了极为重要的争论。

《自由的深渊》是齐泽克在拉康心理分析理论指导下对谢林第二手稿《世界时代》的亲自解读，其核心观点认为，拉康的这一理论主张象征性的宇宙源自非象征性的驱动力，即谢林认为逻各斯产生于原初力量的漩涡运动，或者说源自下面的主张，在上帝之中的事务尚且不是上帝。作者在书中认为，这样一种关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表明谢林的思想十分有力地预示着后现代"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谢林是德国哲学观念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开创了一条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切实可行的批判道路。本书的中心内容是阐述绝对精神（上帝）自身，为了成为现实的，即卓有成效地存在着，不得不实现一种绝对偶然地获得物质的、肉体存在的运动。

本书中，齐泽克提出，当前的时代正遭受着一场幻想的瘟疫。我们的生活的日益抽象化——从数码化到市场关系均如此——和我们周围的伪具体形象的泛滥之间，冲突正逐级增强。传统批评倾向于在抽象概念和具体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联系，而齐泽克的看法却是，今天，正确的程序乃是从伪具体的形象中推导出抽象。他在书中举出遍及方方面面的例子，从各国对洗手间的不同设计到网络性爱，从波斯尼亚战争到罗伯特·舒曼的音乐，从中探完幻想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既促成快感又保证后者不至于过量的手段、拜物概念和幻想的引诱之间的联系，以及数码化和赛博空间对主体性地位的影响。在这些讨论中，齐泽克充分展现了他雄辩、博学、幽默又精辟的大师风范。 本书从拉康的视角，系统地分析“幻想的瘟疫”这一假设。第一章（《幻想的七具假面》）讨论了心理分析中的幻想概念的轮廓，还特别考虑了意识形态对某些幻想背景的依赖。第二章（《爱你的邻居?不，谢谢!》）讨论的是幻想和快感之间的模糊关系：幻想驱动和构筑快感，同时又像面保护盾一样防止快感过量。第三章（《拜物及其兴衰》）集中讨论了作为幻想诱惑的范例的拜物概念（从它的宗教起源到它的后现代剧变）的僵局。最后一章（《赛博空间，或者存在难以忍受的禁锢》）直接触及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最新版本的赛博空间话题，并试图探讨持续不断的数码化会如何影响主体性的地位。四个章节之后附加三篇附录，分析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内在实质的真实界的难以呈现性的三个例子：在电影中试图表现性行为时的失败（《从崇高到荒谬：电影中的性场面》）；音乐旋律线的逐渐消失表现出的主体性（《罗伯特·舒曼：浪漫的反人文主义者》）；以及现代（康德）伦理中对道德法则的排斥（《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