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恋”，西方称之为sadomasochism(简称SM),统指与施虐、受虐相关的意识与行为。“虐恋”一词是由中国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首先提出的，但直到二十世纪末，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才真正为我国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 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虐恋现象及其意义。全书共分六章：“虐恋亚文化”——描述了虐恋的规模、特征、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处境。“虐恋个案”——根据性别的不同将虐恋个案划分为五类进行了分别介绍。“虐恋作品”——介绍并分析了从主流文学到地下文学中的虐恋描述。“虐恋成因”——将西方学者对虐恋现象的解释作了介绍与分析。“虐恋政治”——介绍了西方人针对虐恋的不同政治立场。“虐恋的启示”——作者从多个角度（权利关系、宗教精神、性解放等）介绍了虐恋对我们的启示。 作者将虐恋定义为：“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快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 在序中，作者认为“……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它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简明清晰地概括了虐恋的革命意义。 作者认为“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虐恋就有点象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 作者在第一章描述了虐恋的十二个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参与者使自愿的”。作者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与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该书有一点遗憾之处——没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虐恋现象，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虐恋现象基本上羞于启齿，但在各类民俗小说中却有一定的反映。 关于虐恋的成因，作者介绍了一些解释，包括欲望快乐因素、生理因素、童年经历、攻击性、焦虑感和恐惧感、负罪感、对爱的渴求、权力关系。但有一点作者没有提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一种快感形式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生存与繁衍的利益。然而虐恋表面上看非但没有生存与繁衍的利益，反而不利于生存与繁衍——受虐倾向可导致受伤，施虐倾向可导致反抗，而且由于虐恋快感对性交快感的替代作用，真正起到繁衍作用的性行为会相应减少。这种不利于生物个体生存的现象在进化论上如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若将虐恋的定义改为“将快感与羞辱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如下：人的大脑是一种复杂的神经网络，具有高级的联想学习能力，通常喜欢将相似的事物联系起来，成语“爱屋及乌”就是这个含义。如果有一种事物通常与性相关，而性又与快感相关，人在无意识当中就会把该事物与快感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只要该事物一出现，人根本不必通过性就会有快感。如恋物癖将内衣裤（与性器官接触的物品）与快感的直接联系起来。而虐恋是一种建立在羞辱感上的行为，羞辱感通常与性活动紧密相关，因此人在无意识中会将虐恋与快感联系起来。虐恋与快感的联系虽然不利于生存，但如果要消除这种联系，就要消除羞辱感与性活动之间的联系，而消除羞辱感与性之间的联系不利于人类繁衍（至于为什么不利，代价多大，不少关于人 类性的进化的书都有介绍），因为消除羞辱感付出的代价比虐恋付出的代价还要大，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人类保留了一定的羞辱感，虐恋就相伴而生了。 该书体现了李银河治学的一贯作风——严谨、求实、不轻易作价值判断。第一次听说李银河的名字，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夫人。然而现在看来，其才华与影响力应远超王小波了。 虐恋在中国人的心中基本被归类于变态的范围，这与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都有虐恋内容），因此该书的出版对国人性观念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跳板。 摘自《光明日报》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我想把这个研究报告当作一种手册，详尽叙述一种社会学观点。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学观点来研究。我将描述一组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框架，这一框架能运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设施，无论是家庭设施、工业设施还是商业设施。本报告所使用的观点是戏剧表演的观点，其原理从舞台演出艺术原理引申而来。我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

“污名”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要归功于戈夫曼。在本书中，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作者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问的微妙互动，重点阐述了蒙受污名者在人际互动中进行“信息控制”的各种技巧。

世界也许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力，但是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这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著作中认为，驱使着这些暴行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可解脱的仇恨，还有人们的思想混乱。 在11岁那年，阿马蒂亚•森生平第一次亲历了杀戮。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突然爆发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的双方都是受到了别人的有意挑唆。这场骚乱中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都是同属一个阶级的劳动人民。然而应当对这场血腥屠杀负……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enet.org.cn) 详细内容清查看：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9161

In private life we try to induce or suppress love, envy, and anger through deep acting or "emotional work," just as we manage our outer expressions through surface acting. But what happens when this system of adjusting emotions is adapted to commercial purposes? Hochschild examines the cost of this kind of "emotional labor." She vividly describes from a humanist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process of estrangement from personal feelings and its role as an "occupational hazard" for one-third of America's workforce.

1997年，潘绥铭教授深入珠江三角州的B镇、中南腹地某工业城市旁边的开发区和湘黔交界处的某个私人云集开采的小金矿，对这三地的地下“红灯区”进行社区调查，写出了《存在与荒谬―一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一书。在接下来的1998年里，他又三次来到B镇和它所属的S区，以“入住式”的方式对这里的地下“红灯区”进行了总计46天的追踪考察。本书就是这三次社区调查的总结，也是《存在与荒谬》的续篇。 在本书里，潘教授仍然沿用《存在与荒谬》中的视角和技术路线，主要是研究“红灯区”的发展脉络，形成原因、运作机制以及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同时，更注意尽量多地收集个案，更多地了解那些参入或者涉及“性产业”的形形色色的个人，用他们的人生经历来说明一些更加深入或者更加具体的问题。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潘教授用访谈实录的形式记录了不同类型的41个“卖淫女”。“鸡头”及“老板”的个案。如果您对“虚的”不感兴趣，尽可以只看这41个个案，或许她（他）们的个人情况和人生经历比理论分析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