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ce their classic volume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was published in 197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questions of how, in the modern world, nondemocratic regimes can be eroded and democratic regimes crafted. I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y break new ground in numerous areas. They reconceptualize the major types of modern nondemocratic regimes and point out for each type the available paths to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the task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y argue that, although "nation-state" and "democracy" often have conflicting logics, multiple and complementary political identities are feasible under a common roof of state-guaranteed rights. They also illustrate how, without an effective state, there can be neither effective citizenship nor successful privatization. Further, they provide criteria and evidence for politicians and scholars alik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pseudo-democratization, and they present conceptually driven survey data for the fourteen countries studie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contains the first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southern cone of South America, and it is the first book to ground post-Communist Europe within the literatur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heory.

◆抗拒当下的庸俗与无聊，直面现代人的价值抉择与伦理处境 ◆复现韦伯、卢卡奇、伯林等大家的思想理路，重新经营我们时代的道德资源 ◆林毓生、刘擎、周濂、刘瑜、任剑涛、高全喜、周保松一致推荐 ------------------------------------------ ------------------------------------------------------------------------ 【内容简介】 本书是钱永祥对现代性的伦理思考，关切现代人的道德伦理处境。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组客观的历史、社会现象，更是在自行认定或者弃绝一些价值立场。那么，我们认定或弃绝时依据的理由是什么？之后又如何承担责任？ 作者研读经典，观照现实，从平等、多元和公共性三个概念出发，以自由主义为批判立场，梳理、分析和阐释上述问题，并指出了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 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 ——钱永祥 ------------------------------------------------------------------------------------------------------------------ 【学者推荐】 这是一部介于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政治哲学论著，展卷一读，两类读者一定都会受益匪浅。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钱永祥先生对“说理”的珍视源自对生命实践的真切领悟，他的论说深刻锐利又娓娓道来，他的诚恳与卓识为当代汉语学界所罕见。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十余年前读到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至为佩服，不仅因为义理文章，更因为随时可见的人文关怀，至今犹记书中所说面对现代性要持“败而不溃”之姿态，世俗时代有限理性个体之渺小但伟岸、悲剧但豪情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不由想起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十余年后，钱先生再出新著，愿这动情之理性能真正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百年来对民主的首次全面考察，一部适合所有读者阅读的民主通史 ◆约翰·基恩——“英国顶尖的政治思想家”、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研究中心创立者 ◆挑战传统的民主起源观点，追踪当今世界民主发展脉络，讲述民主制度的兴衰生死 ------------------------------------------------------------------------------------------------------------------ 【内容简介】 民主真的诞生在雅典城邦？ 议会制度真的是英国送给文明世界的礼物？ 为什么妇女在远离现代欧洲权力心脏的地方更早地赢得了投票权？ 如果在不久的未来，民主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枯萎了、消失了，那会怎么样？ ··· 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在本书中向关于民主的起源、含义和当代意义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描述了民主诞生时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追溯了民主不断变化、备受争议的含义，解释了现代民主为何以及如何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 克里斯提尼、弥尔顿、甘地、罗莎·帕克斯以及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民主捍卫者——开创政党政治的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主张废除奴隶制、呼吁妇女投票权的安吉丽娜·格里姆克等——在书中轮番上场，公民大会、代议政府、菩提民主、强人政治、陪审团、出版自由等概念见证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全球发展。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通过众多历史事件呈现出来，基恩强调，当今世界的监督式民主来之不易，而民主在未来仍有可能滑向深渊。 ------------------------------------------------------------------------------------------------------------------ 【编辑推荐】 ◆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主通史，一次对人类民主制度变迁的全面回顾，对民主未来发展态势的权威预测。 ◆最早的民主社会诞生在哪里？是谁在宣讲女性投票权时将自己的双手拷在座位上以免被警察带走？最早争取黑人政治社会权利的人到底是谁？除了甘地，印度的哪些政治家影响了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生死民主》中，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历史时刻，讲述了民主发展的前世今生。 ◆欧美国家是民主发展中最主要的力量？本书告诉你，答案并非如此。本书将揭晓在非洲最深处、太平洋上最偏远的小岛、不隶属于任何国家的国际组织之中到底存在怎样的民主真相。 ◆尽管民主发展过程历经曲折，民主时常展现脆弱一面，但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将感受到这一古老的制度仍然值得我们热爱和推动。 ◆作者约翰·基恩是著名政治哲学家，在民主研究领域享誉盛名，他曾创办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研究中心。基恩在欧洲生活多年，英国《泰晤士报》将他誉为“英国顶尖的政治思想家，著作具有世界性重要影响的作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描述其为“澳大利亚重要知识输出者之一”。 ------------------------------------------------------------------------------------------------------------------ 【媒体及名人推荐】 《生死民主》是一部非同寻常的杰作，它不仅追溯了民主理念的起源，还追溯了民主制度的起源。它的不同凡响之处还在于涵盖内容之广泛，约翰·基恩的著述生动地展现了从雅典到西敏寺再到华盛顿的有关民主决策、代议制度和监督权力的故事。本书是对民主这一当代争论热点的一项贡献，必将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拉尔夫·达伦多夫（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前欧盟委员会委员） ··· 这部书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是作者毕生工作的结晶。在未来许多年内，对所有关注民主的历史、当前的困境和未来可能性的人来说，它都是一部不可替代的标准读物。 ——安东尼·吉登斯（著名社会学家） ··· 在专制年代，为了捍卫我们这些反对派，约翰·基恩曾经用“艾丽卡·布莱尔”的笔名写作。以乔治·奥维尔的精神，他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和团结，本书也具有同样的品质。我极力向读者推荐此书。 ——亚当·米齐尼克 （波兰《选举日报》主编，世界二十名顶尖记者之一） ··· 哦，这世界充满了悲伤！恐怖主义、金融灾难、报复性的天气，更别谈失败的战争，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挂在我们头顶，如同豪猪长满了刺。民主能够帮助我们躲避这些灾祸吗？基恩这本恢弘的著作简直就是一本民主的传记档案，里面充满了各种惊喜，或许能够帮助民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幸存下来。 ——菲利普·亚当斯（澳大利亚主持人、电影制片人、讽刺作家和未来委员会主席） ··· 阿克顿勋爵未能做到的，约翰·基恩在这本书中做到了：提供给我们一种全球视角来观察民主，并审视自古代到21世纪初权力的破坏性力量。……一位世界公民所写就的关于民主挑战的分析、批评和预言，而这一切都可作为研究这一主题的入门知识。 ——蒙达·查波（Máté Szabó），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委员 ··· 基恩成功地扩大了我们对民主起源的了解，他熟练地追踪民主的全球发展脉络，并对各个时期的民主团体、人物，以及民主的发迹与改革有着公正的执着。 ——《金融时报》 ··· 在这本书中，基恩不仅概述了民主的整个历史，还花费了不少笔墨推测民主的未来，这需要作者对历史背景的精确捕捉，也足以证明其成就之伟大。基恩自己说，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首次尝试以专史的方式讲述民主的历史。对此，我们只能身怀感激，因为是约翰·基恩——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学者与作家、托马斯·潘恩传记的写作者——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空缺。 ——《泰晤士报》 ··· 这是一本无与伦比的书，它将民主脆弱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看，并提醒我们，尽管民主现在表现出了不足之处，但仍然值得我们热爱和推动。 ——《欧洲社会学杂志》 ··· 将民主的根源追溯至苏美尔，并跟随它的触角一直到皮特凯恩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让人关注那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作者的研究视野开阔，有丰富的细节知识，敏锐的洞见和流畅生动的语句令这本书列入学者和普通读者都必须一读的好书行列。 ——《出版人周刊》 ··· 约翰·基恩的新历史观展现了民主并非是西方的发明，这是对政治史的一次重要修订。 ——《国家报》 ··· 基恩的写作目的很明显，在这项引人注目的工作开始之时就已体现……基恩在书中用了多种呈现方式，从辩论式的到分析式的，从讽刺性的超然态度到介入式的、情感丰富的叙述。书里还有玩笑，在某一章节中，他甚至虚构一位未来的女历史学家，用她的写作视角讲述21世纪头十年的民主进程。基恩的目的是让读者经历一次漫长、有时甚至复杂的历史旅程。 ——《文学评论》 ··· 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英文版将近一千页，而读者可以从其中的任何一页中学到东西。为了写作民主的历史这个主题，基恩在世界各地游览取材，并深入思考。 ——《观察者》 ···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研究，它描绘了一种政治体系的崛起，并深思了它的未来。这是一个经过十余年潜心研究和写作而得到的成果，具有持久的重要性。 ——《悉尼先驱晨报》 ··· 这本书将近一千页，它不是写给那些丧失斗志的人，也不是给那些将它束之高阁、等有闲工夫后才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不像是散步，而像是跋涉，其间还有不时的跳跃、升高，甚至清零。 ——《堪培拉时报》 ··· 一位卓越的政治科学家用一种宽广的视角来审视民主，推测了这一备受珍视的政治原则的历史脉络与远大前景。 ——《柯克斯评论》 ··· 约翰·基恩写下了一部令人震惊、大胆创新的书。的确，这或许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民主进行全面调查的首次尝试。说“全面”并非没有根据，这本书的英文版之所以有近一千页，就是因为它论述了自古代近东和雅典以来的时间和空间中变化的社会状况。作者一个很重要的论题是我们高估了“民主的发明”源自雅典，而忽略了一些来自近东地区的民主证据——这一地区远早于古希腊就产生了“集会”。此外，他还探究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主的当代发展，还有对欧洲和北美民主发展态势的预测。 ——历史书俱乐部（The History Book Club） ··· 悉尼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基恩写就了这本野心勃勃的民主历史巨著《生死民主》，正如基恩在这本书中所说，很少人在这之前进行过这一尝试，他所做的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挑战。 ——英国知名文学类网络杂志《象限在线》 ··· 这本著作的意图在于从理论上解释民主在亚洲的存在逻辑，尽管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发表了与之相反的声明。我们必须通过社会和政治学界最新的理论来考察这本书中的观点。 ——战略研究分析中心（CESRAN） ··· 基恩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他调查民主历史过程中所采用的民主方法论。他的论述远远超出了将民主起源同雅典和西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假设。 ——阿拉伯文报纸Alquds Alarabi ··· 今年对民主而言是五味杂陈的一年……对于那些想通过找到一些指导读物来理解如今世道的人而言，约翰·基恩的《生死民主》正是及时雨。 ——澳大利亚政治、社会与文化杂志《月刊》

作者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内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的传播，认为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客观上造成了纳粹的上台，希特勒的革命理论是滋生极权主义的温床，而联邦共和国受到此思想模式的威胁，与魏玛共和国受反民主的思想威胁在方式上完全相同。

《权利哲学史》围绕“权利”这一核心概念，细致梳理从古希腊到现代政治哲学有关权利的哲学阐释，对于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现代政治哲学家的权利理论，尤其做了精彩的发挥。在系统解释了权利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之后，本书对后现代有关权利的解构与论证亦有涉及。 《权利哲学史》是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权利哲学史著作，作者对“权利”概念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学术研究，其视野宽广，且书写缜密。本书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权利观念的内在结构、历史演进的更深层次理解，可为推动和更新当代中国权利观念研究提供不可或缺之资源。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作品，也被公认为现代英国小说的一部开山之作。但长期以来，这部雅俗共赏之作的真实意蕴和斯威夫特的严肃意图则众说纷纭。20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和阿兰•布鲁姆都曾对这一小说做过影响深远的评论，也表明了它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作为它自身时代的政治镜鉴这一点上。 不同于“索隐派”着重关注这一文本对于斯威夫特所生活时代的现实政治的指涉，本书的解读更侧重于该小说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从古今视角切入，本书主要围绕四个基本问题展开：一、飞岛国“哲人”与“慧骃”是否分别象征“今”与“古”且彼此对立；二、慧骃国是否就是“格列佛”乃至斯威夫特本人的理想；三、《格列佛游记》是否终结于“格列佛”的愤世隐遁；四、何谓写作的“真实”。这些问题无疑都牵涉着另一个隐含的且更为根本的问题：“今”是否一定胜于“古”。在此意义上，要全面理解《格列佛游记》，就不能离开斯威夫特所置身的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背景。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luralism recogniz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multiple ethical perspectives and valu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isolate the higher-order principles on which to base a theory of justice. Rising up to meet this challenge, Rainer Forst,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newest generation of philosophers, conceives of an "autonomous" construction of justice founded on what he calls the basic moral right to justification. Forst begins by identifying this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philosophy. Then, through an innovative, detailed critical analysis, he ties together the central compone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justice--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toleration--and joins them to the right to justification. The resulting theory treats "justificatory power" as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justice, and by adopting this approach, Forst argues, we can discursively work out, or "construct," principles of justic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ransna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As he builds his theory, Forst engages with the work of Anglo-American philosophers such as John Rawls, Ronald Dworkin, and Amartya Sen, and critical theorists such as Jurgen Habermas,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Straddling multiple subjects, from politics and law to social protest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s of practical reason, Forst brilliantly gathers contesting claims around a single, elastic theory of justice.

《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导论(上下)》试图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角度对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给出一个基本的澄清和说明，它探究了道德哲学的基本观念和主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分析了当代伦理理论中对道德要求的本质的讨论，并试图揭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道德哲学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关联。

【内容简介】 著名的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曾告诉我们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是错的。现在，在这本简短易懂、极其个人化的新作中，他论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为什么重要。他用引人入胜、斗志昂扬，甚至幽默的方式，捍卫重视地方性知识、常识、个体创造力、自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维，令我们能够审视世间百态……小到学校、工厂、养老院、游乐场里的日常社会政治互动，大到民众抗议和革命。 【编辑推荐】 书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也无关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可以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如红绿灯的设置、抄近道形成的小径、地名的设置、林场或种植园的管理、游乐园的设计、科学文献索引体系的意义、养老院与老人间的关系等。通过带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国家视角，斯科特讨论了这些现象中蕴含的悖论。例如福特的种植园反映了一些为追求效率而设定的规程反而造成了效率的缺失，危地马拉当地农民的果园看似杂乱无章的表面安排后面之下却又更科学的逻辑。总之，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大家撰写的关于自发性的随笔集，这本小册子中汇集了对生活中小事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辩证思维。

对嗣后的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政治体亦然。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下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 ”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这部《理想国》由王扬译注，是我国第一个按标准希腊语编辑本来翻译的全译本，采用布尔奈特编本，有具体到5位数的行码，查索方便，为西方学界公认。译注者在依据希腊文编辑本的基础上，奉献了一部贴切、流畅的《理想国》最新中译本，并撰写了富有启发的前言。另外，鉴于《理想国》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比喻和典故层出不穷，译者在书后附有《理想国》对话纲要、专有名词索引、内容索引和一份有关《理想国》研究的西文参考书要目，包括柏拉图研究文献目录索引书目，对读者进一步查阅、对比、参考十分有价值。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者前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本书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出发，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进程、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干涉、对外援助与慈善等几个全球化的核心议题。作者辛格对于每个问题的阐述都试图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他站在伦理学家的高度，提出了对于全球化关键问题的深入浅出的介绍。作者以近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系列专题讲演为基础，认真总结了听众意见，与众多学者进行讨论，并对全书进行多次的补充与修改。本书篇幅虽然不算长，却是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伦理学、政治学著作。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这是从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 近些年来，人们对韦伯及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回潮态势，但对于他著作的重要价值及其深邃意义，我们却似乎远未达成某种学术上的共识。

《汉阅学术文库•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雅典政制》是亚里士多德一百多部政制论著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其地位仅次于《政治学》，在散失了上千年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得以重见天日。自此，这部著作成为研究西方古典政制尤其是民主制的必备参考书，它历述了雅典民主政治成长过程以及具体运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