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精神病患者、心理障碍者等边缘人）深刻、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让人们可以了解到疯子抑或天才真正的内心世界。此书是国内第一本具有人文情怀的精神病患谈访录。内容涉及生理学、心理学、佛学、宗教、量子物理、符号学以及玛雅文明和预言等众多领域。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科学发现的逻辑》主要讨论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划界和归纳问题。作者论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检验法。书中提出的有关科学的性质和方法以及科学知识增长的独创性论点，对科学哲学、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史、自然科学、医学、设计理论、社会科学均有影响。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认为他的方法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存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埃里希·弗罗姆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本《逃避自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他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

《现代国家的起源》为新政治经济学译丛之一。《现代国家的起源》研究国家起源尤其是现代欧洲国家早期历史的学术小册子。《现代国家的起源》精彩刻画了自中世纪起，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特别集中分析了法国和英国，因为作者认为，那些一直持续到我们现代的第一批欧洲国家制度，是在1100-1600年期间法国和英国形成的，正是这些制度的发展，才使得欧洲国家能够拥有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强烈地受到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

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问世以来，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出版马列著作的单行本。这反映了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愿望和对马列著作的不同需要。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马列著作的系列书，定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凡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读者均可从这套文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我们期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推动全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有助于广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本书是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全书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乡村建设理论》由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构成。甲部，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是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乙部，主要阐述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是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的绪论。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类不平等的产

《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杰出的、预言性的分析，对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伍德罗•威尔逊作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因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巨著，它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新和更高的水平。 《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凯恩斯的成名之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 《和约的经济后果》风格铿锵有力，妙语连珠，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其中的尖刻嘲讽透露出凯恩斯在道义上的愤慨。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中国问题》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然而，罗素却是立足于中国的立场谈中国的现实政治：关注中国军阀纷争的政治格局，剖析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用很大篇幅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指出中国经济、铁路交通、工业（尤其是矿业）的发展前景．呼吁中国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罗素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有其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