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
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
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意圖使臺灣人的子弟成為其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賦予臺灣青年擔任「殖民地近代性」的仲介者角色，卻也同時孕育了反殖民的年輕力量。本書旨在探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如何形塑一特權化「青年集團」，並藉由近代化的「青年」概念，闡明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和關聯。
「科舉造士」原是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為國舉才之傳統；為了培育殖民統治所需人才，殖民政府透過1896年設立的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將此傳統換骨奪胎，並移入近代國民國家的「青年」概念，作為殖民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的先鋒部隊。此一「青年集團」的內涵，隨著臺灣社會情勢之演變而變化，全島自主性的「臺灣青年」與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集團」，在傳統與近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亦呈現多重的面貌。

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間，日本、中國和臺灣相繼宣稱要舉辦萬國博覽會。

「博覽會」之名的活動在今日社會中早已俯拾皆是，然而回顧過往，此類展示活動卻也只有短短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一八五一年英國首度舉行「萬國博覽會」之後，歐美列強即競相仿效。在進步主義的大旗下，「追求和平與人類褔祉」乃列強舉辦萬國博覽會的初衷，然而卻無法掩飾其間所流露的帝國誇富與殖民主義。

流風所及，亞洲的日本也不甘人後，不僅在其國內舉行一系列的勸業博覽會，更在其所領有的殖民地（尤其是臺灣）大力推行此一展示體系。五十一年間，臺灣參與島內外所舉辦的博覽展示活動超過三百餘次，米、茶、糖、樟腦等農產品因此成為國際上認知臺灣的「特產品」。展示活動不僅止局限於各種臨時搭建的會場，更擴延到整個臺灣，伴隨旅遊活動逐漸普及，整個臺灣的地景與社會都被納入到展示體系之中。

然而，為何殖民政府要不遺餘力舉辦各種展示活動？它與殖民統治的目標有何關聯？在各種展示活動中，殖民者建構了何種「臺灣」的形象？在日本及歐西舞台上的博覽會「臺灣館」，與放置在臺灣島內的展示會場，究竟表述了何種殖民者的秩序觀、知識觀與異／己觀？上述形象的建構，建立在何種殖民知識的權力操作基礎之上？日本及臺灣的觀眾又以何種方式理解博覽會會場中所蘊涵的秩序、知識與文化觀？被殖民者遭遇這個由他者所建立的自我形象時，有何種反應？這種理解與反應對於實體的臺灣空間、社會與文化又構成了何種影響？這一連串的疑問，都是本書所欲解答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