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性的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溢着积极性的社会。
从这一范式转移出发，韩炳哲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病理形态，其中包括忧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等精神疾病。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
因此，一切免疫学式预防和抵抗措施都失效了。韩的论述最终以一个社会远景结束，他有意赋予其一个含有歧义的名称“倦怠社会”。其中，生命变成了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健康带来了疾病和僵死。
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为死亡。
一部为当下全球化时代做出诊断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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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本书讲什么？
我们的竞争性的、效绩主导的社会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较之于提高生命质量，多任务处理、用户界面友好的技术正在制造混乱，从抑郁症，到注意力分散，到人格分裂，社会中蔓延着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韩炳哲诉诸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发掘一种可能，在令人疲惫不堪的信息时代里开辟自我的一隅风景。
2．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1）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这都指向一种过度的肯定性，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
（2）功绩社会中的人，虽然摆脱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却又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社会，比起他人的剥削，自我剥削更加严重地导致了自我崩溃。
（3）“积极生活”的态度导致焦虑和歇斯底里，人们不仅没能实现自由，反而丧失了沉思的幸福。
（4）作者主张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面向自我的倦怠，在孤独和精神寻求中，为自我重建一个闲适空间。在其中人们相互关注，组成亲密的友邻社会。
（5）作者呼吁重建节日和假日的神圣意义，在其中人们能够感受自我的超越性存在和闲暇，而不只是物质性存在和消费的层面。只有逃离百货商店式的世界，重建节日庆典般的场所，生命才能获得应有的意义。
3．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1）在人人备感生存艰难和生活压力的世界里，努力做得更好是不是唯一的目标和出路？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压力和疾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能否与幸福划上等号？韩炳哲提示我们，短视的和功利的思维方式，必须让位于全局性的和通向未来的智慧。
（2）思想面对当代社会现状，将会说些什么？思想者应该怎样思想，写作？韩炳哲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样本。
4．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西班牙《国家报》）。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社会情况和人类心灵，被誉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杨小刚）“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思郁）。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批判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夏可君）。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贾克防）。诸位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为其《爱欲之死》作序。韩炳哲在欧美已产生较大影响，作品被译成近20种文字，包括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评赞。
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5．中文版作品及其评价。
（1）韩炳哲作品系列图书共9种，包括了作者主要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计划于2019年7月份出齐。
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已出）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已出）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已出）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6月即出）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6月即出）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6月即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8月即出）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8月即出）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8月即出）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2）在国内学界迅速觅得知音。来自哲学界、艺术界、文学界、传播学界、IT界的诸位大咖分别对韩炳哲及其作品做出了积极回应和高度评价。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资深翻译家，深圳大学
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被重新编程，然而对于后果如何却陷入了盲目和麻木。在群里，每个人都是个人，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他自己。
——张志伟，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激活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IT经理世界》杂志
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世界哲学》杂志
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贾克防，西北师大哲学系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千高原》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合著的作品，也是二位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即是对此一经典著作的导读。
在书中，尤金·W. 霍兰德首先概述了《千高原》的成书背景，并对《千高原》的主题作了深入浅出地介绍；在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文 本阅读”中，作者将《千高原》中的十五座高原所提出的“问题”分解为五类，并逐一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书中不时穿插对原书段落的引用，展现了作者对此的独到解读。
德勒兹与加塔利声称，构成《千高原》的诸多高原可依任意顺序阅读。任何一次对全书的阅读都可能产生某种线性阅读，正如每一次依和弦表所做的即兴演奏都会带来诸多可能的演绎中的一个线性的演绎。因此，让我们跟随本书作者的指引，开始即兴阅读《千高原》。请记住，这一阅读只是众多可能的阅读中的“一种”，不是意在提炼出《千高原》的意义，而是要表现并阐明它的某些潜质。
《千高原》是一部非凡之作。按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话说，它是如根茎般写就的。《千高原》中的十五座高原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分解成五类：
1 认识论问题。思想该如何运作才能与宇宙共思，而不是去思考宇宙，因而就能加速我们栖居之所的相对解域，有时足够幸运的话，甚至达到绝对解域的无限速率，或者“纯粹的内在性”？“根茎”高原、“ 平滑与纹理”高原最直接地处理这一“问题”，“游牧学”高原的一些部分处理皇家科学与游牧科学以及公理体系和问题体系之间的差异。其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最适合通过生成来把握存在，通过潜在来把握现实的思想图像。
2 本体论问题。宇宙以及其中的生命如何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它们既是变化的结果，同时又总是对未来的变化敞开怀抱。 我们怎样才能依据生成来理解存在，依据差异而不是同一，来将存在理解为开放系统的一个动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如此这般地理解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处？它怎样给我们的社会变化带来更好的前景？最直接而又全方位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是“道德地质学”高原与“迭奏”高原——前者主要处理无机层的问题，而后者则主要处理异质成形层的问题。
3 人类学问题。第三类问题可以被称作人类学问题，但仅仅在结构主义（反人文主义）的意义上关涉“ 象征秩序”：人类的生命形式是怎样以象征的方式占据异质成形层的；人类的社会自我组织是如何通过符号来实现并在符号中获得反映——怎样通过语言、货币与图像来实现的？ 在此，相关的高原是“ 语言学公设”、“符号的机制”、“颜貌”和“捕获装置”高原。
4 伦理问题。人类个体要如何自我组织，才能与他人一道尽可能地实现既有成效又愉悦的去层化？ 这里最切题的显然是“怎样使自己成为无器官的身体？”高原； 但“一匹狼还是一些狼”、“三则短篇小说”和“生成”高原也同样处理伦理“问题”。
5 政治问题。我们要如何把人类生命形态理解为社会性的自我组织，才能使它既能解释畜群行为又能解释集群（猎群）行为，既能解释压抑的专制暴政又能解释外向扩张的经济帝国主义，既能解释严苛层化的约束又能解释去层化的逃逸？“游牧学”、“微观政治与节段性”高原最为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其他许多高原也会处理这个“ 问题”，只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罢了。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is an ambitious book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numerous field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this volume, Karen Barad, theoretical physicist and feminist theorist, elaborates her theory of agential realism. Offering an account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rather than as composed of separate natural and social realms, agential realism is at once a new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ethic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Barad's analysis is the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quantum physicist Niels Bohr. Barad extends and partially revises Bohr's philosophical views in light of current scholarship in physics, science studi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well as 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and other critical social theories. In the process, she significantly reworks understandings of space, time, matter, causality, agency,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an agential realist account, the world is made of entanglements of "social" and "natural" agencies, wher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emerges out of specific intra-actions. Intra-activity is an inexhaustible dynamism that configures and reconfigures relations of space-time-matter. In explaining intra-activity, Barad reveals questions about how nature and culture interact and change over time to be fundamentally misguided. And she refram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Thus she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esponsibl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she emphasizes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practices, critically reworking Judith Butler's influential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Finally, Barad uses agential realism to produ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physics, demonstrating that agential realism is more than a means of reflecting on science; it can be used to actually do science.

In a book that move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with lasting significance for both, Arnold Davidson elaborates a powerful new method for 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 method he calls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He applies this method to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with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desire, abnormality, and sexuality itself.

Michel Foucault offers an iconoclastic exploration of why we feel compelled to continually analyze and discuss sex, and of the social and mental mechanisms of power that cause us to direct the questions of what we are to what our sexuality is.

Michel Foucault has become famous for a series of books that have permanently altered our understanding of many institutions of Western society. He analyzed ment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markable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hospitals in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prisons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 and schools and familie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But the general reader as well as the specialist is apt to miss the consistent purposes that lay behind these difficult individual studies, thus losing sight of the broad social vision and political aims that unifi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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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n this superb set of essays and interviews, Foucault has provided a much-needed guide to Foucault. These pieces, ranging over the entire spectrum of his concerns, enabled Foucault, in his most intimate and accessible voice, to interpret the conclusions of his research in each area and to demonstrate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to the magnificent -- and terrifying -- portrait of society that he was patiently comp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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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s Foucault shows, what he was always describing was the nature of power in society; not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power that concentrates on powerful individuals and repressive institutions, but the much more pervasive and insidious mechanisms by which power "reaches into the very grain of individuals, touches their bodies and inserts itself into their actions and attitudes, their discourses, learning processes and everyda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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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s investigations of prisons, schools, barracks, hospitals, factories, cities, lodgings, families, and other organized forms of social life are each a segment of one of the most astonishing intellectual enterprises of all time -- and, as this book proves, one which possesse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ontrol of our bodies and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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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Focault interprets his writtings about sexuality, politics and punishment.

In this brilliant work, the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er since Sartre suggests that such vaunted reforms as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penitentiary have merely shifted the focus of punishment from the prisoner's body to his soul.

作者1978-1979年的演讲。本书分析了市民社会相对于社会治理的多重角色，它既相对自主，同时又是治理干预的对象。由此，市民社会决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是自由治理的相关物。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在本书中，福柯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一是“畸形人”，它不是指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是对法律构成了障碍，使法律陷入困境的案例；二是“需要改造的人”，即某些桀骜不驯者，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等等；三是“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应从身体快乐原则出发，批判压抑理论，并将矛头指向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2）》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两年的授课演讲，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治理”的续篇。在书中谈到“把所传授的、学到的、复述的、吸收的逻各斯变成行为主体的自发形式”。福柯不断地向前追寻直接表现在正值的行为和与自己的关系中的一种真实话语。他研究了政治的“parrhesia”，它被界定为真实的话语，不过是一种让说话者冒着拿他的生存作赌注的危险说出的真实话语。在书中，福柯有了令人惊讶的概念积累，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研究课题，以此走向“真理的通道”。

《主体解释学》内容简介：如果我是画家，要给福柯画一幅人物肖像，那我一定挺犯难的。因为福柯善变，在思想方面，尤其如此。这倒应了“人”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人”（persona）是透过（per）面具发出的声音（son），换言之，人是隔着面具说话的。综观福柯复杂多变的一生，他不仅如此，而且还不时变换着面具，发出不同的声音。
福柯是个腼腆的人，平日话不多，也不善交际。据说当年在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书时，他与德勒兹、利奥塔等人都是同事，而且办公室也紧挨着，但是相互之间却绝少串门、聊天。其实，福柯喜静，爱呆在很少有读者光顾的索尔舒图书馆里查阅档案资料，读书与记笔记。有时疲劳了，他就出去遛大街，碰上熟人，也只是寒暄几句，然后又回去工作。这种工作狂的作风是巴黎高师培养出来的，它一度让少年福柯精神几近崩溃，两度试图自杀。

本书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之一，授课时间为1972～1973年。福柯在学术上多产的时期，正是教授《惩罚的社会》课程这段时期，主要是关于监禁机构和其他机构及普遍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具体主题。福柯对于刑事问题的探究，在1973年1月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他不但致力于刑罚的产 生方面，而且还专心于惩罚性权力的产生，即“规训的”问题。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福柯在本课程中，首次着手研究监狱形式的司法和社会特征，从长期以来不作为刑罚而是作为惩罚的监禁如何在社会中迅速转为刑罚这一问题开始深入，指出在过去监狱并没有被包含在刑法理论中，它在别处产生，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对监狱的接受过程是从外部过渡到刑法理论的，而事后刑法理论有责任使监狱成为正当合法的。本课程与三个方面相悖——霍布斯、阿尔都塞，克劳塞维茨、戈夫曼，马克思、汤普森——其全部论据是围绕着五个基本的主题展开的：一是从镇压向生产方面的转折；二是政治经济学和非法活动理论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区别；四是道德谱系学；五是与之相伴的“规训—惩罚”。

Madness &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by Michel Foucault, 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ideas,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rt & literature relating to madness in Western history. It's an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of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1 as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A full translation, The History of Madness,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6/2006. This was his 1st major book, written while Director of the Maison de France in Sweden.
This history begins in the Middle Ages, noting the social & physical exclusion of lepers. It argues that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leprosy, madness came to occupy this excluded position. The ship of fools in the 15th century is a literary version of one such exclusionary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sending mad people away in boats. However, during the Renaissance,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 common phenomenon because humans couldn't attain Divine Reason. As Cervantes' Don Quixote, all humans are weak to desires & dissimulation. Therefore, the insane, understood as those who had come too close to God's Reason, were accepted in the middle of society. It isn'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in a movement famously called the Great Confinement, that unreasonable people systematicall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mad came to be seen as having lost what made them human & become animalistic & treated as such. It isn't before 19th century that madness was regarded as an illness to be cured.
Foucault wasn't talking about medical institution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e insane but about the creation of houses of confinement for social outsiders, including not only the insane but also vagrants, the poor & orphans, & what effect those houses of confinement had on the insane & perceptions of madness in the West. He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confinement of social outcastes was a generally European phenomenon, it had a unique development in France & distinct develop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 England.
Foucault also argues that madnes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ad the power to signify the limits of social order & to point to a deeper truth. This was silenced by Enlightened Reason. He also examines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tific &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the insane, notably at the hands of Philippe Pinel & Samuel Tuke. He claims these modern treatments were no less controlling than previous methods. Tuke's country retreat for the mad consisted of punishing them until they gave up their commitment to madness. Similarly, Pinel's treatment of the mad amounted to an extended aversion therapy, including such treatments as cold showers & straitjackets. This treatment amounted to repeated brutality until the pattern of judgment & punishment was internalized by the patient.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的作品对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涉及面广与影响力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以晦涩难读著称。
本书为福柯的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导读，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作者加里·古廷还探究了一些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在福柯深入研究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领域时，曾让他甚为着迷。

作者詹姆斯・米勒在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很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作者谈论性与哲学、尼采与艾滋等话题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读者震惊……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悬殊的元素，他建构出一种爱欲的人生。

英国著名哲学家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著，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罗素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一生驰骋于数学、逻辑、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道德、宗教、教育等各个领域，写下了六十多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世纪的智者”。1950年，罗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旨在表彰他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在本书中，罗素不依任何高深的学说，而是把一些经由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证实过的通情达理的意见归纳起来，制做出一张献给读者的方子，希望无数感到郁闷的男男女女，能够在此找到他们的病案和逃避之法，能够凭着适当的努力变得幸福。该书晓畅明白，历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国内也曾有多个译本刊行。傅雷先生的精湛翻译更是为这本书增添了光彩。
译者傅雷系我国现代杰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从1929年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奋发不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他的许多译作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国内外赢得崇高的声誉。 他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其中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都是我国广大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的翻译精品。

我们所能眼见的物理暴力往往是某种系统暴力的产物。这种系统暴力维持着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此，人们看待暴力的方式本身就是被系统所塑造的。齐泽克诊断了人们认知并扭曲暴力现象的各种形式，试图颠覆自由资本主义-基督教意识形态主宰的那种认识暴力的图像，并以“神的暴力”超越主观暴力和系统暴力的合谋。齐泽克以一部小说的故事和一句带有智者风格的话结束了他对暴力的反思：在某个民主国家的选举中，70%的投票是弃权票；重新投票后更糟，有80%的票弃权。政府认定有反政府的阴谋，因此开始秘密逮捕和审讯，却一无所获。这导致政府将应对手段不断升级，直至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炮制阴谋……最终政府自己制造出恐怖分子。然而，首都却一直继续近乎正常地运作，民众以无法理解的和谐和非暴力的抵抗阻挡了政府每一波攻击。因此，“有时，什么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