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占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肯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人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该书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这里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的权利相互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测的方式进行的。

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够躲避新闻的不断轰炸，
新闻的喧嚣纷杂已经渗入自我当中，
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新闻强大的影响力：
新闻不仅能左右我们对现实的观感，还能塑造我们的心灵状态！
一场饥荒、一座遭到洪水淹没的城镇、一则明星八卦、一个政府的垮台、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明年发展趋势的预测......这类外在的骚动，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获得内心平静所需要的东西。一场饥荒，一座洪水淹没的小镇，一个在逃的连环杀手，一届下台的政府，某经济学家对明年救济人口的预测--这样的外界骚动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以此换取内心的平静。
当新闻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有人帮助我们去回应和思索新闻造成的影响：包括心中因此出现的羡慕与恐慌、激动与受挫，以及裹挟在不断向我们涌来的新闻大潮中，偶尔会怀疑自己如果不知道是否会比较好的种种情境。
全球著名的才子型作家德波顿由此出发，解析六大类型的新闻报导——政治新闻、国际新闻、经济新闻、名人新闻、灾难新闻、消费新闻，用他的生花妙笔与透彻观察，引导我们产生适当的观点，使我们体会到──与新闻报导的暗示恰恰相反──其实没有什么事情真正算得上是新奇、值得讶异，或者恐怖至极。

谣言几乎与人类历史同龄。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谣言变得无处不在。
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就不乏谣言的传播渠道。危机时期的“银行破产”传闻、股市上的小道消息、对明星私生活的“爆料”、某政界人物收受贿赂的网络传言等，都可归至谣言之列。谣言有真有假，而假谣言可能对个人造成致命打击，也可能给群体、组织、党派和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那么，谣言因何而生，生于何人之口，如何消除谣言的负面效应呢？这成为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桑斯坦写作本书的中心议题。作者认为，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和偏见导致了谣言的滋生、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然而，仅靠保持言论自由和法律管制之间的平衡来消除谣言是不可能的。防止网络时代越来越容易被引爆的谣言，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摸清散布谣言者的心理机制和谣言的传播机制。深入了解谣言传播者的动机和谣言的传播机制，并辅之以法律监管和文化规范的手段，就能在源头上减弱谣言的力量，从而保护人们和机构少受“莫须有”的罪名的伤害。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