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有多璀璨，它的政治实践就有多危险。
◎ 从歌德到尼采，伴随着浪漫主义，德国式的深邃思想，不仅获得渴望和忧伤的色彩，还带有满不在乎和举重若轻的秉性。
◎ 纵贯德国200年，阿多诺弟子、“最会讲故事”的德国思想史畅销作家萨弗兰斯基倾力之作。
这是一部德国浪漫主义的简史。从1750年左右，一直写到1990年左右 ，囊括200年。
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在德国，启蒙运动早早就孕生了一股反对自身的力量。针对启蒙运动的明晰，浪漫主义者倡导搅动人的“幽暗的本能”，即世人身上的狄俄尼索斯之力或非理性，来对抗阿波罗的理性及其带来的“异化的社会机械论”，它延续了人类平衡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理智与情感之冲突的努力，带来了一个文学、哲学和宗教融会一处的激情时代。
但是，就像雅努斯的两张面孔，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运动结束后，在20世纪，带给德国的却是并不光彩的历史。“浪漫的”思维方式，或者“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越出文学疆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开始涉足政治，在“一战”期间变身为所谓的“钢铁浪漫主义”，在纳粹时期又被再度利用。政治的浪漫主义，既无益于浪漫主义也无益于政治。
作者在完整地分梳德国浪漫主义脉络之时，并不以绵密的考证见长，却以通达的见识和宏阔的视野取胜。其表述感性酣畅，充满灵性，更贴近浪漫主义之生命的本体，以及浪漫主义作家之灵魂的此在，十分具有可读性。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研究的中心议题自然法问题。作者将之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原点，聚焦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以此来论述西方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于理解塑造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学说和道德思想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知。无论是政府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和授权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还是经济生活中的财产与所有权的学说，大到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概念，小到自主的道德个体形象，以及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概念，所有这些现代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中经常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其根源都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著作。然而，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广泛研究，却很少深入触及到这些常见理论背后隐含的现代政治道德思想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本书基于晚近国际学界对有关问题的最新文献，通过系统考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主要著作，深入分析现代自然法学派讨论的基本主题，最终希望能够展现现代自然法学派构建的现代人性论的核心主张。

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的近代日本，儒学遭遇了“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夹击，它被作为“东洋伦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国民道德论”，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以为由此便可抵御西方精神污染，进而实现“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亚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论致力于探寻“日本性”，便与此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本书瑰集了史称启蒙运动的精神教父之一、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托兰德的文稿和研究文章。托兰德因关于双重写作手法的专论，成为西方文史上最早系统表述这一古典传统的哲学家。而关于对这位洛克的学生、斯威夫特的同时代人双重写作手法的论述，也可见学者们对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起源及其与隐微写作的关系的持久探究。

本书试图提供一种导论性的教科书，既可以用做引导那些希望了解法理学本质的读者，又尽力忠实于编年学和学术著述的相互作用说。在这方面，本书的部分目的是注释，即对不同学者在一定的语境中提出的观点和材料进行说明。另一方面，本书也是对资料的发展的一种具体叙事；是一种按照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展开的叙事。

《从黑格尔到尼采》是思想史论著，关注的是思想的历史事情，如此思想的动因却出于现实的历史——即我们早就听说过的问题：为什么巴赫、莫扎特、歌德、贝多芬、席勒培植的德语文化精神竟然到头来孕育出以德意志青年人为主体的纳粹党徒?
德国文化名城魏玛有歌德故居，也有尼采档案馆，纳粹党徒并没有捣毁，而是作为精神遗产加以保护和继承。人们不禁要问，德国人文主义与纳粹党徒现象究竟是什么关系?德语文化的历史其实很短，18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德国人文主义据说是德国文化的真正开端，思考这一历史关系，无异于检审整个德意志精神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