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而众所周知，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 为此，三位具有丰富田野实践和教学经验的人类学家，给出了一系列实用而又指导性的建议。本书通过大量的正在撰写的、“未完成的”田野笔记实例，考察了田野研究者如何将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田野笔记的过程，讨论如何运用田野笔记来讲述民族志故事的方法，以及帮助研究者基于田野笔记撰写民族志的关键步骤。 本书致力于提出一套实用的田野笔记写作指导，以帮助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田野研究和人类学方法在以上学科中都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商业管理、传播、社会福利及公共卫生等学科，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也可以作为次一级的辅助研究方法。 《如何做田野笔记》系美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埃默森等撰写的一部有关人类学研究专著。田野调查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环节，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如何作田野笔记。此书结集的数位人类学家的经验谈，对此项工作作了详尽、清晰的阐述，也是该学科基础方法的指导之作。

《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2版)正是关于这方面研究独有的著作。本书选题具有前沿性，涉及多学科，资料少，难度大，对拓展我国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视野，建构活生生的人化心理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化心理学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然而，这一西方新思潮并未引起国内足够的重视，除了零星介绍外，有关这方面的西方专著一直未曾引进。

自古以来，饥荒、瘟疫和战争就经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其中瘟疫为害尤甚。本书内容有趣，涉及面广，探讨了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利用鲜为人知的史料，展现了疾病对文明、军队以及历史上著名领袖人物的侵害，说明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或已经因疾病的致命打击而衰弱。 古典时代，瘟疫耗尽了雅典和罗马的活力。14世纪，黑死病蹂躏了欧洲，促使教会内部异端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终结；性病可能导致了亨利八世没有男性继承人，而这对英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甚至对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巨大；性病还使俄国沙是伊凡四世患上了可怕的精神病，并使其成为暴虐的沙皇制度的始作涌者。在墨西哥，天花是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人的盟友；在俄罗斯，斑疹伤寒帮助俄国人打败了拿破全大军。维多利亚女王无意中将血友病传给了她的后代，然后让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推一的儿子得病——个人的悲剧意导致俄罗斯君主制度垮台。 每个时代人们对讨体质和精神病患的手段都有进步，只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面对许多新的疾病的威胁——比如艾滋病。展望未来，作者探讨了各种可能袭扰我们当代文明的疾病——其中许多是先进技术的副产品；作者警告世人——与任何时代一样，对许多广泛流行的疾病，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仍然捉襟见肘。 这本新版经典医学文在原版基础上将内容予以更新，增加了大量插图，并对全书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是一本反映疾病与人类历史之相互关系的极有价值的图书。

仇恨作为最黑暗邪恶的一种情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摧毁了我们的社会，葬送了不可胜数的生命，吞噬了我们的健康。本书是第一部专门而系统地探讨“仇恨”的著作。作者对仇恨如何在个人、社会或国家产生，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以及如何决定历史进程这些问题有独到见解。本书结合人类学、进化心理学、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神经学等一系列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战争、种族灭绝、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爱恨关系、自憎以及其他肆行当今世界的各种仇恨形式。随着世界范围内暴力杀伤的升级，“仇恨”的确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本书更重要的是教育人们在现代社会如何合理解决、控制和消除仇恨。

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远古时候，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杨镳。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了不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停留在依稀隐约之间。 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这只是对不同族群的不同命运的部分解释。粮食生产从这些最早的中心向外传播的速度是不同的，这与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如各大陆不同的面积、位置、甚至形状 ――有很大关系。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理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 正是这样的一些社会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向新的家园扩张。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欧洲民族的征服。开始时，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大批消灭了土著居民。读者不太熟悉的类似的人口更替，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在东南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主展开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这是一部富于惊人新发现的著作，即使是在向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时，也会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而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也警醒着我们，即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书中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书的第二部分“过去社会”中，讲述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失败故事。其中，有对“复活节岛”和“马雅文明”这样经典案例的创新分析，也有对维京人殖民浪潮中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精彩叙述：在冰岛的维京社会克服恶劣环境，成为当今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格陵兰岛上的维京社会，则因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当地土著人的竞争和挑战面前，溃不成军。同样，这一部分也讲述了过去社会的一些成功案例，比如日本社会早在幕府时代就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和举措，就让人印象深刻。 在第三部分“现代社会”中，分析了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并跳脱了宗族仇恨和宗教歧视的框框，将其放入一个小型社会发生全面崩溃的视角下，加以全新解读。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岛屿上的两个民族：多米尼加和海地，两种不同的国家命运的揭示，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思考提供启示。而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巨人，书中各有一章专门论述，其中所含的许多信息和观点，将会刷新人们的原有认识。 在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讲述了跨国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的经验，对中国的政府和商业决策人而言，很有借鉴意义。

本书提出了血酬和元规则等概述，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层一层地推论下去，还可以解释书中的其他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逻辑。因此，作者把“血酬定律”当作书名。

相同ISBN的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39卷）《林语堂作品集》（著名作家精品文丛系列）等，属于一书多号。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专著，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