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在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问题中，艾伦·G·约翰逊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学的知识就是日常生活的知识，是可以在日常点滴中实践出来的。它或与我们的社会承诺相关，或与我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相关。只有当我们对周围的复杂生活有所洞识时，我们才能产生与他人他物和平相处的智慧，懂得与他人彼此尊重。这种洞识和智慧又会让我们相信：即使个人的力量很卑微，也能够促使社会向上提升。 《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从生活出发，娓娓述说社会学的点点滴滴，不掉书袋子，几乎找不到多少术语，但最后你会发现，你也能像社会学家一样地思考问题了。请打开它吧。好好看看这扇通往世界的窗子，仔细瞅瞅这面照见自我的镜子。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90, Gender Troub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works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and an essential work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gender, queer theory, or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ulture. This is the text where Judith Butler began to advance the ideas that would go on to take life as "performativity theory," as well as some of the first articula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for subversive gender practices, and she writes in her preface to the 10th anniversary edition released in 1999 that one point of Gender Trouble was "not to prescribe a new gendered way of life [...] but to open up the field of possibility for gender [...]" Widely taught, and widely debated, Gender Trouble continues to offer a powerful critique of heteronormativity and of the function of gender in the modern world.

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本书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的36个民主国家，将它们置于一幅二维的民主“概念图”之中。凭借有力的证据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作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共识民主的效果比多数民主更好。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奖为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提供参考。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阿伦·利普哈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书于1999年出版后，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了多所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的必读书目。本书以其新颖的学术视角、宽广的研究领域、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的实证材料、严密的论证过程，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

雷蒙•阿隆是难以归类的。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逆左翼知识界主导思想的潮流而动。其他方面，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五十年代，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成一部无可争议的科学的工作。 雷蒙•阿隆同时身为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这部与让-路易•米西卡和多米尼克•沃尔顿的访谈录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政治和精神的历程，在这段生动和激情四溢的对话中，他分析了他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重大事件：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会议，法国的崩溃，维希政权和抵抗组织，种族灭绝，冷战，以及与萨特和梅洛-庞蒂争论的问题，欧洲一体化，核子战略，阿尔及利亚和非殖民化，戴高乐主义和68年5月风暴，左翼联盟…… 在这本新版的《介入的旁观者》中，我们发现一种让自己置身于人类的自由的历史观，一份为西方民主的辩护词，同时也洞察到一种复杂、清醒且令人感动的人格。

《粉丝文化读本》第一次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粉丝的定义、粉丝的消费特征、粉丝的文化政治等，具有学术前沿性和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粉丝群体及其文化身份、消费行为等正引起文化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粉丝不仅是一个文化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消费群体。可以说，不深入了解粉丝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文化状况。但是，到底什么是粉丝？粉丝的文化消费行为有什么特征？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粉丝及其消费行为的政治意义？ 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迫切而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思考还刚刚起步，缺乏可资借鉴的概念和方法。

《亚文化读本》编译了亚文化研究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论著，囊括了亚文化研究史的三个主要阶段(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后伯明翰时期)的经典篇目。既重视宏观理论，也关注个案研究；既关注西方理论，也顾及中国现象。能够为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代亚文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提供——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形形色色、惊世骇俗的亚文化形成了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奇观，为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带来了难以抵挡的冲击和活力，也构成了解读的困境。

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 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本升华生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