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麋鹿雉鸡能够消融了你的仇恨。” “仇恨只能在得来的地方消融。” 这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在少年时，我喜爱这段故事，有如天空中的一道虹彩，如今它在我面前又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二者同样弯弯地，负担着它们所应负担的事物。 ——冯至

编辑推荐 刘和平著的《大明王朝(1566上下)》对宦官的描写真绝！将“王权主义”写到他们骨头里去了。书中有两个最具命运感的人物，一个是海瑞，一个是嘉靖帝，他们在命运的催化下复活。作品用一出出可歌可泣的好戏，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儒道互补的运作规律。本书是高品位文化之作，故事新颖，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在许多情节、多种场景的往复切换中，表现出作者的大器局，胸有丘壑。 序言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提纲，采用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写嘉靖三十九年整个腊月到四十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八卦是不断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开始创作时，就把“思”丟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剩下的就是“想”，进人到想像空间。我口述，助手打字。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五十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晶中的“有”。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而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很久。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写完这本书，我自觉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渭史实约束的一次突围。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传历史之神一一正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我而言，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而是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在此我特别要说一下嘉靖与海瑞这两个人物，他们太值得用文学表现了。嘉靖和海瑞，一位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位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我与这两位孤独者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不愿做最大的奴隶，却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二十七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对自己制定的原则绝对不放弃。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但他们互相懂得。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是从农耕文明中来的。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便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我从2005年3月开始写《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ff．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种东西已经太久了。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父亲。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记者、主编，解放后是剧团的编剧；母亲是戏曲演员。我从小在剧场里长大，十三岁休学，从父读书，十五岁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到湖南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我和父亲一前一后推车，两个人还比不上别人一个人。但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幸运的时光。当时村中有农民抄家得来的很多书，经史子集，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们白天出工，晚上一灯如豆，我和我父亲对坐读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都是那时候背诵下来的。我现在写书，古书上的话可以信手拈来，主要是因为有这份童子功。可惜我的父亲来不及看到《雍正王朝》就去世了。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也希望读者能喜爱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