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旧版书系》之一种，辑录了汪曾祺先生于西南联大及其后描述昆明的散文38篇，其中《翠湖心影》《云南茶花》《泡茶馆》《跑警报》《昆明的雨》《昆明的花》俱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精品名作，读者耳熟能详。

《漫游散记》是作者生前准备“整理一遍，补作旅行地图，先印成一部单本”的书稿，然而，他却英年殉职，未能如愿结集出版。这里，则是编者从1932年5月22日创刊的《独立评论》上，将连载于该刊二十一期的复印件按序编辑成书。

《味道云南》一共分10个篇章介绍云南美食，从开篇的《家宴春色》、《人间清欢》到充满浓浓怀旧乡愁的《岁月怀想》和《异乡别恋》，每个篇章看似毫无联系，但其中内核紧扣。与传统的美食节目不同，《味道云南》在地域上采取了大范围的跳动，并且不以地域和菜品分类进行划分，反而每集都有自己的主人公：建水摘草芽的郑红伟兄弟；大理宾川鸡足山脚下打香椿的杨继梅一家；以及至今还完整保留制作怒江“漆油煮鸡”传统纯手工做法的怒族小伙子王敬华……节目对食物朴素细腻的描述，对人和食材关系的微妙理解，也使得本片不仅仅是一部表现美食的纪录片。以往对云南美食看似没有文化的误读，将在节目中改变，云南美食的底蕴，质朴简单，就在一块块大理鹤庆秘制的吹肝里，就在一罐罐巍山殷记的咸菜里。

Documentary series made in China in the early 90s. Agland was an anthropologist and he’d already made a wonderful series in the 80s about the Baka tribe in Cameroon. For Beyond the Clouds, he spent several years in a small town in Yunnan province telling the stories of various characters he met. He focuses on normal people but in doing so tells us about China’s past as well as its present and the monumental change that was coming.

《抗战时期的云南社会》介绍了：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全面效仿西方，伴随其在东亚的崛起，对外采取进攻性的大陆政策，东亚大陆成为其首选的扩张目标，19世纪中日之间在朝鲜爆发激烈的冲突，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方的失利，大清的北洋水师被歼灭，中国制海权丧失殆尽，日本不仅割据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占据朝鲜半岛，并以归还割让的辽东半岛为由获取大清巨额的赔款，这进一步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决心。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后，全面向沙俄的势力范围中国的东北扩张，于是与沙俄间发生剧烈的冲突。

提起斯诺，人们会首先想到他的《西行漫记》，不曾想到此前他还到云南探访，写下了随时间推移而弥足珍贵的《马帮旅行》哩。 云南，历史上曾是神秘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其神秘面纱被揭开一角，各国学者、记者才接踵而至，或调查研究，或探访旅行。探访旅行者中就有青年的斯诺。1931年，他由越南，进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探访旅行过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是用冷峻目光审视之后，以随笔《马帮旅行》客观地将云南独特的风光、民风、民俗、民情作了历史性的“定格”。 开卷，便仿佛穿越时间隧道，漫游于70余年前的云南。自然风光是那样的优美，“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森林沿山坡而下，一直延伸到河边”，“也有的时候，在道路两边，几英里长的范围之内，全都是茶花，或数不清品种的大杜鹃，开着一大片淡紫色或白色的花朵”，“还有盛开的野梅花，它们一片片地生长在小山坡上，在风中就像一条条游丝，风静时又像朵朵娇美的红云”。山间有马帮行进的羊肠小道，并不时传来马帮的铃声和马驮的嘎吱声。云南的民风是那样纯朴和不可思议，有6个女儿的女主人听得作者25岁未婚，便慷慨地要送一个女儿给他做新娘。但云南人外出，即便富裕，“也只愿付最低限度的旅费”，“谁也无法说服他们多花一分钱”。云南民众是那样的凄惨，人们常被抓兵，“有些人被抓来当兵，还不让通知妻子儿女”，有许多人因此“沦为乞丐”。“年迈的父母，由于儿子事前未得到通知就被突然抓走，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在悲痛与饥饿中死去”。昆明是那样怪诞，它“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它“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标新立异的民族主义、弄得稀里糊涂的本地人、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话系统、不会亮的电灯、串串铜钱、纸币、野狗、皮革和古老的刺绣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城市被荒诞而绝望地混杂在一起”。 可以说，在中外文艺作品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云南描写得如此真实、传神、力透纸背，虽不是绝无仅有的，但应是罕见的。

云南民俗，ISBN：9787226027615，作者：李缵绪，杨亮才编著

约瑟夫洛克的生平事迹，主要介绍他在云南的探险经历。

如果单从书名《五华楼》的字面上来理解，很容易将本书误认为是一本关于名胜古迹的著作。然而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这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成书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万米以上的高空中拨开云雾往下看到的情景一般，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向南延伸的地带，在连接中国与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在布满河谷和高原湖泊的滇西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园”。于是，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大理，重温了一遍祖辈生活的情景。全书以十一章的文字对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加上数百幅照片，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种种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在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是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的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