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di Dean unshackles the communist ideal from the failure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new capitalism of network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ur very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s exploited, but revolution is still possible if we organise on the basis of our common and collective desires.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Occupy movement, Dean argues that such spontaneity can’t develop into a revolution and it needs to constitute itself as a party. An innovative work of pressing relevance, The Communist Horizon offers nothing less than a manifesto for a new collective politics.

★只有理解了法西斯与谎言的关系，才真正知道法西斯是怎么回事 撒谎和政治一样古老。以更大的善为名掩盖真相，是大多数政治史的标志。君主、自由党和保守党也说谎，但谎言在他们那里是附带的，不像法西斯主义者，“我撒谎故我存在”，并且不知道自己在有组织地撒谎。法西斯得势的历史也即谎言掌权的历史。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只说了一点，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阿伦特让我们了解了谎言在极权体制中的作用，但是她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何法西斯主义者会将简单的、往往可憎的谎言视为真理，有的甚至不惜为之而死。本书表明，艾希曼不仅是平庸的，更是狂热的。这种狂热绝非只是病态的激情，背后有它自身的一套逻辑。 ★不只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破在谈论法西斯主义时的欧洲中心主义 一般讲法西斯主义，几乎等同于纳粹，偶尔延伸到意大利，过于欧洲中心主义，忽视了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跨国现象，尤其拉美是重灾区。而本书填补了这一块，并且主要以博尔赫斯为批评资源，让我们明白这位失明的大师绝非中国作家想象的，活在书本中。 ★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更是民粹主义的照妖镜 民粹主义是根据民主时代的要求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因此本书不仅分析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谎言，还剖析了特朗普、博索纳罗等当权的右翼民粹领袖言行背后的实质，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媒体推荐】 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真理之间复杂而棘手的关系，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书了。 ——贾森·斯坦利，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 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提供的这份重要的纲要，关乎一条贯穿着现代政治的隐秘的接缝。这不仅是一部灵巧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史，而且迫切地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充斥着“另类事实”和“假新闻”的时代之下，隐藏着深深的仇恨之井。 ——《华盛顿邮报》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可能导致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假新闻、谎言、反转和心理学，请拿起这本薄薄的书。它让人大开眼界。 ——亚马逊网读者 【内容简介】 法西斯主义历史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种族主义的谎言会导致极端的政治暴力。如今，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波新的右翼民粹领袖。就像过去的法西斯领袖，这些民粹领袖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现实的质疑，对神话、愤怒和偏执的支持，以及对谎言的宣扬。 如果想了解我们棘手的当下，就需要关注法西斯意识形态家的历史，关注他们的修辞是如何，以及为何导致了大屠杀、战争和毁灭。 本书旨在提出一个历史学框架，考察法西斯分子如何不仅接受谎言，而且将其整合为独特的、非理性的“真理”，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法西斯主义所理解的真理不需要经验证据的证实，而是来自对超历史神话，尤其是种族主义神话的直觉确认。法西斯领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进而作为人民和民族的化身，依靠独裁式民主进行统治，操纵或发明事实。当有组织地撒谎成为生产神话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反对民主的，并且要求对历史发动战争。

西方普遍认为，美国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培育开放的国际经济，并建立国际制度，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这样世界会更加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美国因奉行自由主义霸权政策，最终成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不断进行破坏和平、损害人权、威胁国内自由价值观的对外战争，给世界和 平带来了诸多麻烦。 本书作者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败。他指出，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会约束美国在海外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美国采取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更有意义。本书对于学者、决策者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感兴趣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 斯蒂芬·沃尔特、阎学通等学者力荐 自由主义国家有许多优点，但是《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以严谨的逻辑和令人钦佩的清晰文笔作出解释，为什么它们传播价值观的努力通常注定要失败。自由主义斗士和顽固不化的现实主义者都可以从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斯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本书以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为基础，对自由主义霸权为何难以持久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阅读此书，读者会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何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建立永久性的国际主导地位？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之际，阅读此书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何现实主义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发展模式之争，也不是政治制度之争。本书反对意识形态驱动的对外政策。读者可以从本书了解到，为何现实主义理论家们普遍反对输出意识形态。 ——阎学通，清华大学教授 在众多试图解释美国外交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何如此灾难性地出错的书籍中，本书是其中最好的一本。米尔斯海默找到了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无序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斯蒂芬·金泽，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书如一把匕首直插美国执政理念的核心。 ——罗伯特·梅里，《美国保守派》编辑 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需要阅读这一系统性的杰作。即使你不同意书中的观点，它也会让你思考自己的看法。 ——罗伯特·D.卡普兰，畅销书作家

《大国政治的悲剧》于2001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后，便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新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冷战后理论界一片“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声音中，作者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国家的悲剧，作为《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结论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各类书评均已在各种刊物和网页上出现。但都只是对《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片面理解。《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译者也已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书评，以纠正读者的片面理解。作者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只有在完整阅读《大国政治的悲剧》后才能有所认识。

这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信息资本主义发展史。与以往的研究对电信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注不同，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档案讲述了美国政府和大型商业用户在全球信息业政治经济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从邮政、电报、电话到计算机网络，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建成，是美国政府灵活的运用政策手段，将最前沿的信息活动制度化，并为盈利行业保驾护航的结果。 尼克松时代是重要的分水岭。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尼克松摒弃了约翰逊政府的新政，开启了美国电信业激进自由化的进程。面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第三世界的信息新秩序运动，美国进一步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性组织将电信自由化推向全球，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权力重构。在互联网协议的争夺中，美国主导的因特网架构以信息自由的面貌粉墨登场，解构了以国家为中心对美国国际通信权力进行的抵制。然而，信息资本主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危机，只是将其现代化了。2008年以来，尖锐的全球数字权力斗争开始显现，挑战性的力量开始出现，这场危机将会在地缘冲突中愈演愈烈。

本书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夫·德里克研究无政府主义的专著，讨论无政府主义自晚清传入中国直到1940年代最终消亡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早期革命家，如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等受无证府主义影响的情况，填补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空白。

权力游戏中臣民如何明哲保身？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揭示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 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为何盛行讲假话、做违心事？ 臣民如何通过讲假话、做违心事来面对喜怒无常的帝王？ 为什么说讲假话、做违心事的这种性格、语言、心理和行为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生活风雅、美好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你的想象。 想要在集权统治下明哲保身，为何要学会“拍马屁”才行？ 在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中，你或许可以一窥一二。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也是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小品。书中以中国古代君臣关系、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以批评的笔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产生过程、权力结构的确定，以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 作者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分析从先秦至清代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土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辛辣精准地揭示了制度之弊如何激发人性之恶。史论结合，展示了古代朝堂上的生存法则，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君臣博弈。 【名家推荐】 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陈旭麓，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 谢先生并非仅仅是一位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学者；他是一位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和许多他同时代的，包括作家巴金先生在内的“仁人志士”一样，谢先生用重千斤的史笔，为我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邵勤，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瑞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和德国洪堡大学的研究员 【本书卖点】 1.一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堪称古代官场现形记。 书中透析了自先秦至清代以来朝堂上的臣民生存法则，既有“千古谏臣魏征”“杯酒释兵权”“王安石变法”等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故事，也有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派系政治，力图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历史人物的微妙心迹，展示集权政治下君与臣的博弈； 2.一本史实和评论俱佳的历史小品。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如何生存？权力游戏中臣民如何明哲保身？为什么小心谨慎、假话连篇会成为臣民求生的必然之术和心理常态？作者从史实出发，结合“历史心理学”推演分析君臣言行，用反思的眼光看历史；书中不乏其辛辣、精准的评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 3.一本见识高远的“大家小书”。本书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研究视角别致，从政治史、心理学等角度着笔，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笔触精准细腻，见识高远，于作者特定的时代而言，有开疆之功； 4.语言通俗流畅，却又辛辣精准，不夸张，不说教。 本书从容地分析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臣民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对政治、文化、社会礼制等方面的影响。书名看似学术性很强，但书中内容通俗化，有故事性且内容丰富，轻松易读，不失为一本大众历史普及读物； 5.经典再版，名家推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谢天佑教授的遗著，30年后再版，本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作者后人及学生提供的诸多材料，更为全面展现作者的学术风貌。同时，本书附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陈旭麓先生原序，以及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教授邵勤总序； 6.本书装帧精美，简洁典雅，接面装，书脊布纹选用质朴的雅格纹，封面选用竖纹云萱纹纸，专色印刷且局部烫印。

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每一次“露面”都是虚伪的“表演”，他们英俊幽默，却带来“恐惧”。 通过政治表演和话语建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制造出欧洲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而治理国家的工具，却被作为武器，用以引起民众对“替罪羊”的恐惧。 如何逃离这样的“恐惧”？奥地利语言学家抽丝剥茧，掀开西方政客“政治话语”的伪装。 · · ·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些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大选进入议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已远离边缘，上升为主流政党和主流运动的领导者。为什么会这样？ 无论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失去活力，还是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面对欧洲内部的这些社会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明知根源就在国家内部，却不愿正视，也没有尝试解决。而是借机运用政治表演和话语建构，将这些问题归咎于那些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他者”和少数族群，将选民对社会问题的恐惧变成对“替罪羊”的恐惧，以逃避自己的政治责任，达到控制选民的目的。 本书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通过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活动、媒体访谈、社交媒体等语境中的话语、图像和文本，深入分析欧洲各国的政治形势，解构、理解和解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术”以及这些“话术”为什么能让选民产生共鸣，揭示语篇、语体和文本是如何在话语形式中、语境中被操控，以表征话语歧视和偏见的。通过这种分析，看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伪装”，摆脱他们带来的偏见与对“替罪羊”的恐惧。

【内容简介】 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攻击最甚且流传最广者，莫过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君主论》也因对缺失基督教德性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推崇，以“恶毒的小册子”“媚臣宝典”等诸多恶名流传于世。然而，同时存在的是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再加之马基雅维利思想对于500年以来世界现实政治的影响之深广，这种极具张力的马基雅维利现象，就足以让人好奇、疑惑而无法揣测。 菲利普·博比特，不仅担任过四届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更对宪法理论、法学、国际形势甚有心得。他凭借近50年的从政经历和治学基础，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诸多案例进行剖析，指出了马基雅维利邪恶形象的由来，以《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利悖论”为线索，发掘“论国家”的宏大主题下《君主论》与《论李维》的一致性，进而阐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封建秩序终结、新古典主义国家兴起的隐秘预言。博比特还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在欧洲宪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准阐述，并且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指出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市场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 ●四任美国总统的资深智囊，被奥巴马、基辛格、托尼·布莱尔一致推崇的政治学人 ●结合半个世纪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研究，讲述真实的“马基雅维利” ●重新解读《君主论》 还原被曲解的马基雅维利 ··· 【名人及媒体推荐】 博比特教授在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他在深入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核心、阐明其语境和价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这份智识努力确立了该领域内新的推演标准。 ——亨利·基辛格 博比特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马洛和莎士比亚反复提及的人（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研究的优先位置。本书也堪称了解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必读书目。 ——《新墨西哥圣达菲报》 博比特从宪政维度对《君主论》进行了精辟而巧妙的阐释，同时也将“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美国宪法之“精神先驱”的地位。 ——《旁观者》 ··· 【编辑推荐】 1、本书作者菲利普·博比特拥有近50年的从政经历，曾担任四任美国总统的资深智囊，深受奥巴马、基辛格、托尼·布莱尔等政要一致推崇。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他是“政治领导人必读的政治学家”。 2、博比特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没有局限于《君主论》，他不仅参照了马基雅维利的另一经典《论李维》，始终围绕“论国家”的宏大主题，更是将其思想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细节和当今时代的现实政治中，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世界极具启发意义的创新性思想。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伯林传》作者叶礼庭成名作 ◆实地走访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亲历民族纷争的最前线，勾勒“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地图 ◆当我们需要满足自己的安全与归属需求时，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抵达路径吗？ ··· 【内容简介】 当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女战士瞄准敌人，魁北克的民众正举行另一次独立游行；当波黑妇女在战争死难者坟场哀悼亲人，北爱尔兰忠诚派正用鲜血写下“绝不投降”；当统一后的德国经历“兄弟复合”的阵痛期，鞑靼人正试图重新在故乡克里米亚站稳脚跟。在全球化趋势看似势不可挡的今天，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已无容身之所？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理解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他与德国莱比锡的新纳粹组织头目见面，他还采访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在战争、分裂、游行和恐怖袭击的背后，叶礼庭看到一波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舞台，血缘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要素，而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遭受严峻挑战。 ··· 【名人及媒体推荐】 叶礼庭把视角转向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使看似疯狂的新闻故事在读者的眼中变得易于理解。 ——美国记者、小说家罗伯特·麦克尼尔，《英语的故事》作者 · 《血缘与归属》一书叙述生动，可读性强。作者对在通往团结的发展道路上走错了“车道”的社会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 ——戴维·弗罗姆金，波士顿大学政治与历史教授，《世界大历史》作者 · 伴随着一部6集的BBC电视纪录片，本书有力地分析了“新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后果，深挖了“公民民族主义”和“容忍、妥协和理性的自由美德”之脆弱。 ——《书单》 · 为了了解现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到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进行考察，通过对采访材料、历史事件、目击经历和尖锐观点的呈现，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股可建构、可焊接的力量，但从现今它的极端和权威的形式来看，它沦为了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叶礼庭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并拿到了第一手资料；他与莱比锡的新纳粹头目见面；还采访了前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这让本书极具可读性和说服力。 ——《出版人周刊》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得主叶礼庭力作 ◆探求民族战争与种族屠杀背后的真相，发现野蛮暴力中一息尚存的人道精神 ··· 【内容简介】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新的“民族战士”（军阀、歹徒与准军事部队）不断涌现，将战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野蛮水平：数百万人死于内战与屠杀，平民与士兵毫无尊严地倒在枪口之下，暴力使昨日的邻居变成今天的仇人。然而，事情非得如此吗？ 叶礼庭穿梭于各种民族战争景象之中，跟随联合国秘书长探访卢旺达大屠杀背后的政治势力，与国际红十字会一起在阿富汗经历严重的人道危机，在南斯拉夫见证兄弟间的仇恨……身处这些残忍、血腥、反人道的战争之中，叶礼庭几近绝望，但同时他看到了我们可能的出路：新的国际道德干预主义者（救援队、战地记者与外交官）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弥补人类的身体与精神创伤，而“战士的荣耀”准则随着一系列国际公约的签署，在我们心中存续，帮助我们从战争与野蛮中醒悟过来。 ··· 【媒体推荐】 如果你想了解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民族冲突，叶礼庭是可供选择的最优秀的向导之一。 ——《洛杉矶时报》 · 叶礼庭是民族战争研究领域的权威。在这本写作时间跨越近十年的文章合集中，他详述了当今世界上“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之间的道德联结，但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利己之心，而是怀抱着深深的同情。 ——《出版人周刊》 · 在本书中，叶礼庭呼吁在历史暴力的神话与当下生活的实际困境间创造一种“保留距离”，他在书中的描述并不乐观，但严肃的读者不会在这些令人感同身受、忧虑不安的文章面前畏惧退缩。 ——《图书馆杂志》 · 本书对处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代社会中的人道主义窘境给予了令人感动、杰出的讨论。 ——威廉·沙克洛斯（William Shawcross），英格兰与威尔士慈善事务署署长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对于18世纪后期的执政者和有产阶级而言，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些年他们被强烈的焦虑缠绕。君主及其臣子生活在对叛乱的持续恐惧中，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自己偏执的想法推动下，他们选择通过监控网络、暴力手段和秘密警察镇压所有的威胁和叛乱，无论这些威胁和叛乱是真 实的还是虚幻的。从此，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 在《幻影恐惧》中，屡获殊荣的历史学家亚当•查莫斯基认为，旨在防止动乱的严厉措施产生了灾难性的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措施激起了那些他们想要去镇压的叛乱。到这一时代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欧洲大陆，恐怖运动的第一次萌动已然十分明显。欧洲君主们的担心终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 《幻影恐惧》探索这个麻烦不断而又引人入胜的时代，从埃德蒙•伯克到玛丽•雪莱的政治家和文化领袖被迫选边站，他们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蕴含在新生全能集权国家中的反革命精神。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形势将直接导致1848年的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秩序的崩塌。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政治妄想时代的遗产之下。这些怀疑和镇压的狂暴岁月是欧洲历史接下来发展的关键。在查莫斯基对这段专横的历史时刻的记载中，绝望的君主逼着世界走上了革命、恐怖和世界大战之路。 . 充满才华和原创力。——《经济学家》 . 查莫斯基的写作极富天赋，充满奇思妙想，尤其擅长讲述关于俄罗斯的故事。——《大西洋月刊》 . 查莫斯基对荒谬的审查制度和无能警察的敏锐观察及其精彩刻画，定会让读者停不下来。——《现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查莫斯基展示了暴政是怎样带来这些触目惊心、荒诞无稽的可怕结果……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泰晤士报》 .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从1789年到1848年国家管制在欧洲日益加强的历史……从作者对国家审查、监视、暴行的客观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查莫斯基对于政治史和国际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是这些暴政本身最终引来了不断的革命反抗。——《华尔街日报》 . 这本经勤勉研究、完美撰写的学术著作论点丰富，让人十分信服。亚当•查莫斯基为反动的欧洲正统王朝专制提供了确凿的案例，华丽的贵族式辞藻也恰如其分地将其表现了出来。他在这个过程中将一整队不可侵犯的人物带进了历史的屠宰场。毫无疑问，这是一段修正主义的历史。 ——安德鲁•罗伯茨，著有《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 . 亚当•查莫斯基凭借独有的资质，优雅地剖析了紧接着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偏执、疑惧和阴谋论。他描绘出这个年代里现代警察国家的诞生，欧洲专制主义的起源以及后来我们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起点。《幻影恐惧》是一部及时的原创性历史书，它是一部通往过去的指南，同时也让人对当今有所反思。 ——安妮•阿普尔鲍姆，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获普利策奖 . 一部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重要著作。《幻影恐惧》具有学术性，文字优美而富有趣味，在纵览革命时代的反动欧洲过程中，几乎每一页都有令人赞叹的洞见。 ——奥兰多•菲吉斯，著有《俄国革命史:1891-1991》 . 极具吸引力……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和鲜明的旁白。亚当•查莫斯基像宫廷舞会的舞者一样书写：优雅、高贵、技艺精湛、步履稳健。 ——英国《旁观者》杂志

现代民族是如何诞生的？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建构的？民族主义究竟意义何在？ 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它是争取独立、自由的思想，有时候它又是排外、保守的观念。这种矛盾的意识形态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福是祸？ 本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崛起过程。通过对民族主义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的讨论，作者提出了颇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当一个民族处于宗教失范的境地时，“民族”就会被推上神坛。而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则早就了各国不同的民族主义生态。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法国的民族主义，但其观点适用于世界各民族和各种民族主义的讨论。因而对于任何思考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作者简介

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史是一部悲喜交加的戏剧。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18世纪初，其繁荣和富足不输于欧洲国家和美国，但此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迄今未有根本改观。 该书在梳理拉美经济发展史的过程中，剖析该地区因何从繁荣走向衰落。作者认为，民粹主义政策盛行是拉美缓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强调收入分配，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实施严格管制。这种民粹主义政策的结果就是经济扭曲，效率低下，最终牺牲的不仅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有民众的收入和福利。作者警示，民粹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拉美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繁荣，唯有打破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切实推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等同于西方、西方等同于美国，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从文化上而言，美国在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另类”。美国“另类”在哪，这种“另类”所来何处，又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右派国家》对此做出了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解答。 ——刘瑜，著名学者 《右派国家》向我们介绍了形塑美国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以至于如今不论哪一党入主白宫，这个国家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 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的势力已推进到极为广泛的阵线。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这本书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人》杂志致力于对美国的研究，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右派必须深入它的核心，在智囊团、发言人、组织者和基层民众之中体会权力的流向。这两位敏锐的观察家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反传统与严格论证的作风，以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考据、公正的态度以及充满智慧的笔触对保守主义的全景做了纵深剖析。 《右派国家》分为“历史”“剖析”“预言”“例外”四部分，它即将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的政治运动。

本书是作者耶鲁大学法学院斯托尔斯法理学讲座的成果，施克莱在这本小册子中，对时常为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研究忽略的重要概念“不正义”进行了阐释。在此书中，作者以她所处的美国社会作为背景，对相关问题作了思考，她区分了积极和消极的不正义，认为不正义不仅包括有意为之的残忍或不公行为，对此类行为不闻不问也是不正义的表现，并指出，相比于追究责任，更重要的也许是积极行动，努力减轻受害者的苦难。

本书是阿甘本“神圣之人”系列的第三本作品，是对西方生命政治的历史—哲学考察计划的进一步展开。阿甘本继续延伸自己的语言—法律思维， 试图将“主权”的概念重新定位为“例外状态”的产物，一方面从回顾西方现代的例外状态史出发，上溯罗马法以考察其典范渊源，一方面则在施米特与本雅明的思想论战中思索翻转“例外状态”的出路，思索超越“权限”与“权威”之对立，打开一个新的政治行动空间的可能性。此次纳入“精神译丛”的简体字版由译者对原台湾麦田版的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 诚然，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当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法。 生存于例外状态之中，意味着同时经验这些可能性，但总是借由将两股力量（制法之力与废法 之力）分离，而不断尝试中断那正将西方导向全球内战的机器之运作。 ——阿甘本 《例外状态》一书适时且令人折服地探索了国家权力撤回对于法律保障与法律权利之确保的能力，同时既将其属民弃置于法律暴力的即兴之下，又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我们不应将例外状态仅仅理解为偶发和限定的，事实上，引发例外状态已经成为建构现代国家权力的基础。阿甘本灵敏地思量这个权力的历史与哲学意涵，提供了关于“生命”和其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卓越思考。这是一本博学而挑战主流观点的书，呼吁我们“让机器停摆”，并且打破法对于生命所施加的暴力束缚。 ——朱迪斯·巴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