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余英時教授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作者從《顧頡剛日記》裡頭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大家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顧先生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作者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

這本《余英時談話錄》披沙揀金，把余老師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三方面有系統地整理出來。故本書價值甚高！於私而言，本書絕對是瞭解余老師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對未來研究余老師提供了極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於公而言，由於余老師本身是半世紀以來，中文學界的樞紐人物，各方交涉或互動極為豐富，本書遂成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縮影。 ——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

《余英时怀旧集：师友记往》共收文字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发表在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上，而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文集中从未收录。这六篇文字包括：《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1975）、《吴君火狮行谊》（1986）、《追忆费景汉先生》（1996）、《悼念邢慕寰教授》（1999）、《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2002）、《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2011）。 为方便读者阅读，《余英时怀旧集：师友记往》不但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余先生所回忆的这些师友的生平，同时还配上了不少珍贵的图片。例如，钱穆与杨联陞的一张合影，就是余先生亲自提供，而以往从未公开的。 《余英时怀旧集：师友记往》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包括杨联陞、钱锺书和钱穆等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 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汇集余英时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文章考证缜密，论述生动，对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有指导意义。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评价恩师钱穆的文集。余先生以此作为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献礼。文集既收录了和钱穆先生直接相的文字，也包括二三篇间接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其中有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更着重肯定了钱穆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并对质疑钱先生学问的观点予以了回击。

《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英时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文化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收入了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

余英时先生于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此奖项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先生，请余先生畅谈学术与人生，内容颇丰。前面两篇曾先后在《明报》发表，第三篇是应中华书局要求，为本书做的专访。附录两篇，之一是刘梦溪先生访问余先生的《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之二是余先生自撰《我走过的路》。这两篇对深入了解余先生生平与学术都非常有益。

这部《历史与思想》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写的单篇论文的一个选集，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56年，最迟的则成于今年5月。但全书在时间上虽先后跨越了二十个年头，而实际的撰写则集中在50年代之末和70年代之初，中间足足有十年的岁月我几乎没有写中文论著的机会。1973年之秋，我回到香港工作了整整两年，重新结下了文字因缘，因此本集所收的，70％以上是最近两年的作品。 为了照顾到一般读者的兴趣，选在这部集子里面的文字大体上属于通论的性质，凡属专门性、考证性的东西都没有收进去。所以这部选集的对象并不是专治历史与思想的学者，而是关心历史和思想问题的一般知识分子。通论性文字之不易落笔，我是深切了解的。通论是所谓“大题小做”，往往不免要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加以简化，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而且作者的知识和主观见解，又处处限制着论点的选择、资料的运用，以至文章的剪裁。因此任何通论性的题旨都达不到最后的定说。照理想来讲，通论必须建立在许多专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说始能稳妥，而事实上，每一范围稍广的通论性的题旨都包括着无数层次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如果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写通论，那么通论便永远不能出现了。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哲学上的一个“吊诡”（paradox），即“一个人如不是对一切事物皆有知识，便不能对任何事物有知识”（One does not know anything until one knows everything）。这种说法当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一题旨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全无所知，也可以动手撰写关于该题旨的通论。清末的朱一新曾说：“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又说：“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朱氏所说的确是深识甘苦的话。本书所收的一些文字，在我已力求其有根据，但限于学识，议论却未必中肯。读者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地看待。 本书所收诸文先后曾刊载于各种期刊上。香港方面是《自由学人》、《人生杂志》、《祖国周刊》、《中华月报》（以上四种均已停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中国学人》、《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和《明报月刊》；台北方面是《幼狮月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和《联合副刊》。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主持以上各种刊物的友人们表示衷心的感激。我的文字几乎全部是被主编、朋友们逼出来的，没有他们的热情鼓励，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至于这部文集之终于能和读者见面，则要感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热心，特别是编辑组陈秀芳小姐的说服力，他们使我相信这些散篇文字还有汇集成册的价值。这部文集基本上是从一个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场上写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个专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专门著作，虽则我的专业训练处处影响着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mental technician）。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则只是知识从业员。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的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方以智晚节考》一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本书详细追溯了方以智晚年的活动和他最后自沉于惶恐滩，但仍然不是一般意义的传记研究。作者希望通过他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试图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一角，因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国上一个天翻地覆的悲剧时代。 “增订版”对方以智死事有了更为细致详尽的解释和论述。为明晰考证的脉络，将先后发表的数篇连缀汇合，同在书中出现，并不以新说改正旧考之误，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因资料的不同而使观点改变完善的过程。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其中最引人注意之处除了曾招致争议的“学术理路”之说外，作者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也非常精彩。事实上毋宁说，“学术理路”一说的得出正有赖于从心理状态的切入。本书写作及印行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而此次印行的则是增订本。增订之处，一是根据新发现的章学诚遗文，补论书中所论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其二是补论宋明儒学及清代思想史，加强了本书所论的历史根据。

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片广大而肥沃的园地。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此书主要收录作者自1956年到2003年的代表性论文18篇。最后一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书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 目录：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1995年)-《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1979年) 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1988年)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1999年)-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1999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附:《中国哲学史大纳》与史学革命(1980年)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2004年) 陈寅格《论再生缘》书后(1958年) 陈寅格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2年) 陈寅格与儒学实践(1996年) 试述陈寅格的史学三变(1997年) 犹记风吹水上鳞(1990年)-敬悼钱宾四师 一生为故国招魂(1990年)-敬悼钱宾四师 钱穆与新儒家(1991年) 附:寿钱宾四师九十(1985年) 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1994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