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柏拉图著作当成戏剧来读，不仅不是时下人们所欣赏的、别出心裁的“创造性背叛”，而恰恰是一种对柏拉图本身的回归。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征出发去理解柏拉图，既是文本自身构成的要求，也更是进入柏拉图丰富而多元话语系统的前提。既然生活本身不可以一言以蔽之，那么，柏拉图用戏剧而不是用论文来表达自身，也就正是为了更全面、更活生生地呈现问题并提出问题，让大部分人仅仅满足表层生动的故事，让细心而智慧的读者既领悟其中的“微言”也不忽视其“大义“。

本书旨在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既非单纯评述，亦非系统论析，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我着意引人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的，这基于一个个人的观点：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因此，把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思考引入对欧美社会理论的审理过程是有益的。 在本书中，中西二元景观因此将遭遇进一步的挑战：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我并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现代性问题在中西方思想和社会中的具体历史差异，但我更愿尝试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欧美的社会理论在基本构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均已有极为丰富的积累。建构中国的社会理论，既不可能撇开这些积累，也不应仅限于译述和套用，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才是值得尝试的思路。本书不想面面俱到地罗列排比欧美社会理论的主流论说，而是依自己的问题意识有选择地论涉（哪怕在欧美学界已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切己的论说。这并不是为了建构所谓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社会理论（这种提法乃基于中西二元景观），我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茸，从而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