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指出，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而清朝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而“大一统”正是正统论的首义，是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全书围绕“大一统”在“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表现展开具体讨论，一方面探究“大一统”观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及其在清代展现出的独特历史形态；另一方面探讨“大一统”观在清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过程中到底如何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作为我国当代新史学领军人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就是相关的一个总结。

☆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 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 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是原书的修订版。口述者邢肃芝是一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动荡年代中亲身参与了汉藏两地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的枢纽式人物。他曾皈依佛门接受正规严格的佛学教育，进入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西藏语文，同时成为中国佛学会会长、近代佛教界泰斗太虚大师的秘书。1937年只身赴藏，进入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学习藏传佛教五部大论，拜多名活佛为师。后来，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人(史上迄今只有两位)。 邢老的经历所涵盖的时空广阔，人物众多，尤其是涉及到佛学及藏传密教的部分，需要参证大量的文献，才能达到真实的复原当时佛教活动的历史面貌的目的。往往为了一项细节的查证，要经过洛杉矶一北京之间横跨太平洋的数次联络，三年内点点滴滴的工作持续不断，直至各项因缘具足，方才功德圆满，使这部口述自传得以问世。我们希望《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能为近代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这也是邢肃芝老人的心愿。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