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延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最后一卷的问题意识，将“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作为全书的研究宗旨，致力于将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全书共三部，主题分别为：第一部“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第二部“世纪的多重时间：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第三部“世纪的绵延：重新政治化与齐物平等的哲学”，展现了他长期以来对“短20世纪”的中国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社会、从政治到信仰之巨变的宏大研究。 本书为第一部。开篇即开宗明义，对于“世纪”这一新时势概念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宏阔又纵贯的阐释与分析，其余篇章主要聚焦于从“世纪诞生”时期的系统性断裂与置换、民族国家危机、“一战”与“亚洲觉醒”、五四启蒙运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结点中寻找“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探讨民族国家如何在传统帝制中艰难地脱胎而出，其间国家与政治、文化与政治、大众与政治，尤其是革命与政治之间上演了怎样的分合缠斗，又如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面貌，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也是将他者的历史纳入自身内部，同时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纪。‘短世纪’和‘漫长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显著的特质。”

视野丛书（6册）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总序推荐，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等集体呼应，集 合了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这六位作者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 表作。视野丛书高度浓缩地 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视野丛书文字可读性强，面向普通读者，让他们得以循着文化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 国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 本书收入五个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忆；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四、《读书》编辑手记；五、世界历史问题探讨。所选篇目皆是作者在这一体裁里的代表作品，并且可读性和传播性较强，既呈现出作者的思想脉络，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 汪晖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与他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研究姿态密切相关。本书即是系统展示作者这种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 作者的研究起点和重要思想资源是鲁迅，读完全书，会对其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和深度，甚至行文风格，均有很深的鲁迅的烙印这一点印象深刻。不管是纪念人物、追溯往事，还是分析历史、批判现实，作者都深怀情感，目光如炬，解剖的刀刃犀利深刻。从对自己导师的怀念，到对鲁迅的理解，到分析甚至直接介入社会运动，到执掌《读书》杂志十年推出的问题讨论，再到最后叙述犹太人在欧洲和亚洲的迁徙故事，作者在本书中展开纵横两个方向的视野，而贯穿始终的，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变迁的分析，是对于社会和历史复杂交错的动因的思考，是一个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当代世界的使命感，是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努力。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出版说明 今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不仅是一场影响了现代历史进程的战争，而且是一个激发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契机。从此以后，中国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进入了自身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新阶段。为纪念这一重要的近代史、思想史节点，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将其讨论一战与中国、五四与民国等议题的文章、访谈汇辑成册，并遴选了20世纪初期刊载于《东方杂志》、《新青年》等的相关“思想战”文献十六篇附入本书，文献的编选原则上以初刊文字为本，并参考了《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等著作。希望本书有助于提升并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在新的视野与方法中通向历史文本的“再发现”与“再解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20日 …………………………………………………………………………………… 本书是有关“一战与中国”这一思想史议题的专题研究，共分研究篇与文献篇两部分。研究篇由思想史研究专家汪晖教授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和《什么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两则文章组成；文献篇则收录了《东方杂志》、《新青年》有关一战、文明、中国等等问题的论争。本书有史有 论，有 理有据，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解读了“一战”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史等的深远意义。 ………………………………………………………………………… 过去二十年，学术界对于晚清的兴趣水涨船高，而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日趋低迷，理由是“五四”时期的各种观念和尝试在晚清已经萌芽，很难以此为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从“一战”与“思想战”的关系来看，“五四”文化运动代表着民国建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任何对此后历史变迁和思想发展的讨论都需要考虑这一“思想战”的后果。 这一“思想战”将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从对欧洲文明的学习以及东西差异的比较，扩展为对欧洲危机的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探寻。不但新文化运动者倡导的互助、和平、大同、科学、劳工神圣和庶民的胜利代表了一种对普遍性的向往，而且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对中国文明的再认识也并未局限于文明差异的框架，恰恰相反，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与对人类普遍道路的思考关联起来。 ——汪晖 ………………………………………………………………………… 封面图片： 上： 一战期间，法国元帅霞飞视察罗马尼亚军队 或者 1916年7月爱尔兰皇家步枪联队集结索姆河 下：1913年2月1日，法国L’Illustration关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报道图片

汪晖关于鲁迅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 从崭新的视野回答了鲁迅《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由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 《阿Q正传》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鲁迅作品。通过对这部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汪晖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本書收錄了6篇由作者汪暉於近10年間寫成的論文。各論文圍繞著「如何詮釋中國及其現代」展開，有着很強的連貫性。其中重頭文章《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初稿於2008年5月完成，後幾經修改，至本書付印前幾天才定稿。作者的觀點也許被視為激進，但卻是甚具參考價值的分析西藏問題論文。 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界的分化和論辯正在展開。作者對「西藏問題」的思考事也是對發展主義、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及其後果的分析，與許多人在「3.14」西藏騷亂事件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歷史不同。作者更多地是在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潮、新的市場擴張及發展主義邏輯中來分析「西藏問題」。對作者來說，「西藏問題」是獨特的，但也是與整個中國與世界正在經歷的巨變密切相關的。 西方社會到底怎麽看待中國的興起，中國人到底怎麽自我理解這個興起，成了新的衝突的焦點﹖無可否認，在過去這些年到未來，不論有沒有西藏、新疆問題，在其他任何一個問題上都可能爆發另一個衝突。到底我們怎麽看待這個衝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此書將會為您帶來啟示。

本书主要收录了汪晖在近十年来发表在各重要媒体上的访谈记录，领域涉及到当下思想论争，文学潮流演变，学术体制状况等热点。特别是其在《读书》杂志担任主编的十年间，他对中国学术界诸重要问题都做出的自己独到与精辟的见解，都能在本书中看到比较全面的表述。本书也看成是对世纪之交诸多嬗变问题的个人记录与回顾，这本口述含量较重的书相当于是一本全新的《重访九十年代》。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