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新经济史”丛书之一种。矿业发展是清代社会经济史中一个极为引入瞩目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矿业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两千年。当时全国各地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矿）厂”，许多矿厂规模可观，动辄数千人乃至数万人。要理解清代矿业与矿区社会，必须知道这些“厂”的性质，然而，尽管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海内外学界关于清代矿业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就作者的研究来看，尚未见到有关“厂”的深入讨论。本书综合散见于各种档案、方志、实录、文集中的资料，深入探讨清代“厂”的性质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并与清代政府机构的运作、朝廷与地方的博弈、地方社会的变迁结合起来，揭示出“厂”的实际运作机制。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西南地区存在着夜郎、滇等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作者在过去的著作中，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有着自身地方性政权传统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本书主要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讲述了“彝族”精英是如何争取本族的独立族属地位的，原来他们一直被称为“倮”，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这一进程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