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先生是我友人中一生在兩個文化（科學與人文）間遊走自如少有的現代知識人。他在哈佛、拔蘭大兩間學府修讀的專業是物理學，而他2009年出版七百頁的《繼承與叛逆》則是為余英時許為「體大思精」、「出色當行」的科學史之作。 　　方正1966年自美深造返港後即加入到新誕生的香港中文大學，自此與中大結緣半個世紀。在中大，他從物理系教學，到行政（1980年任秘書長），再到中國文化研究所（1986年任所長），2002年退休後續在文化所研究著述迄今。方正真正奮舞書寫是在他退休之後，蓋耳順之年，有感天地轉，光陰迫，亟亟於尋找安身立命之所，於是焚膏繼晷，「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厚積「厚」發，遂有科學史傑作之問世。此後十年，講學不輟，書寫不止，先後有《在自由與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紀》等書之發表。《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性德之名句）則是他最新之文集。 　　《當時只道是尋常》分為三輯，一曰用廬憶舊，二曰師友剪影，三曰景仰與追思。這三輯文字是陳方正以我觀己，以我觀人，以我觀世的著述。這是他對自己從青蔥少年到鬢髮飛霜臨老之年一生的心路歷程之書寫，也是他對中文大學半個世紀象牙塔內塔外的人與事之書寫。方正的三十六篇優美之作寫出了他的思想、情性與識見，也寫出了他的人生境界。 ──金耀基 　　陳方正博士跨越文理學科，所從事的學術與教育工作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他深具人文理想和反思精神，不斷思考如何在香港保存、支持和發揚中國文化。本書稿為其個人文集，內容包括作者的早歲經歷（戰亂童年、治學過程、大學工作等）、與師友的交往（如李卓敏、馬臨、余英時、楊振寧、高錕）、對友人的悼念（如何炳棣、劉殿爵、陳學霖、高華）等等。這些文字反映了作者那一代學者在時代洪流中的處境，透露出他本人對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巨大貢獻、對人情世故的洞明、對人文理想的堅持，以及對同行的理解和尊重。

“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选自余英时为本书写的序言 作者从感受西方科学的冲击到超越“李约瑟问题”说起，溯源自公元前600年开始的希腊文明，历经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阿拉伯文明、5世纪至10世纪间的欧洲黑暗时期的停滞、启蒙时期自东向西回流，直至 16世纪的日新说的发展经过，最后在中古时期科学和宗教从结合到激烈对抗最终分道扬镳的历史；同时考察了引领一时风骚的哲学家和宗教派别的思想精华；早期文艺复兴和大学与经院神学的兴起、专业科学家的出现、炼金术的发现、赫墨斯的复兴、学园的重建、刻卜勒与数学神秘主义、牛顿与波义耳的炼金术等等。 书中引用了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作为依据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对科学史上历来论争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崭新独特的观点。全书不仅勾勒出人类科学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的重要主题和人物、事件，而且他着重讲述了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和背景，并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从而，重新认识和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精神。